一、圣托里尼费拉史前博物馆好玩吗？
很奇怪？我在费拉一个上午，从八点半到十点，去过三次展览馆，不知为啥一直没开门？那天不是周末，也不是周一。
二、扎拜卡利斯基区属于哪国的？
扎拜卡利斯基区属于俄罗斯，位于外贝加尔边疆区，与我国的呼伦贝尔市相邻。由于扎拜卡利斯基区与我国的边境口岸城市满洲里隔国界相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与我国的联系比较密切，深受中国文化元素的引响，成为中俄友谊和经济文化联系的纽带。
三、失恋博物馆扎心文案？
是的，非常扎心。原因是失恋博物馆的文案以及展览主题都紧紧围绕着失恋这一痛苦的情感，触及到了很多人的痛处。而很多文案采用了极具共鸣的词汇和句子，让人在展览中仿佛经历了一场失恋的过程，非常扎心。值得一提的是，失恋博物馆还引入了互动元素和情感疏导服务，让参观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失恋的痛苦和解脱的过程，这也是扎心文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延伸内容：失恋博物馆的出现不仅是为了减轻人们在失恋中的痛苦，更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情感，学会面对并化解负面情绪，是一次很有意义的体验。
四、去博物馆扎什么头发？
发型不用特别适合或者不适合去博物馆，关键是舒适自然，不影响观展。如果你想要选择一个适合的发型，建议选择束发或者低马尾，便于在观展过程中不被发丝遮挡视线，也不会因为头发碰到展品而造成损坏。而如果你想要更加时尚的发型，可以选择一些简单的盘发或扎发造型，但要避免选择过于复杂或立体的发型，以免对他人产生视线遮挡或者其他的不适影响。总之，选择舒适自然的发型更为重要。
五、如何评价俄罗斯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的「DAU」系列的电影项目？
上述文字，来自一场从电影出发、最后却以极其诡异的方式突破电影概念的世界首映。常有人戏言想去“平行世界”，但我们都知道，这种行为目前还只能存在于疯狂的设想之中，可是世界之大，不代表不可以自己创造一个“平行世界”。尽管这也很疯狂，但这不是玩笑。
2019年2月17日，巴黎刚刚结束一场恐怕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工程最庞大、最难以想象的影像展映——在法国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以及另外两个剧院里，人们可以沉浸式地感受一个被复制还原的前苏联社会，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们。请注意，这个“前苏联社会”是真实存在于21世纪，位于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的某个地区，仿佛前苏联遗留的一个幽灵。而处于其中的人们，与其说他们是在表演，不如说他们是生活其中，就像生活在另一个平行空间。如此浩大的实验性项目，只因为当初的一个电影计划，它有一个相当简洁的名字：《DAU》。当然这个电影计划早已“变质”，有人形容它为“斯大林式楚门秀”，一场人类学社会实验。
在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这个庞大的电影计划所孕育的其中一部作品——《列夫·朗道：娜塔莎》（《DAU. Natasha》）——不仅入围主竞赛单元，还获得了极高的口碑。
作为系列作品之一，有在柏林前线观看了该片的影评人称，这将会是载入影史的一座里程碑，更不敢想象整个系列会酝酿出多大的影响。
关于影片的讨论必定会持续发酵，不管《DAU》究竟是一个优秀的“概念”还是一系列优秀的“电影”，恐怕它都会成为21世纪最具争议性的作品。
01. 一座“幽灵城”隐秘的诞生准确说，DAU不是一部影像，而是一场视觉呈现，取材自上述那个“前苏联社会”复制品历时三年的资料记录。据DAU官网介绍，这一项目，目前已累积700小时的影像素材、250万张图片、4万件衣物、8000小时的声音素材、4000份文件资料。此次巴黎展映，也许只是这些资料中的一部分，也许这些资料所记录的，也只是DAU这个前苏联复制品的冰山一角。
DAU的展映计划，还有接下来的伦敦、柏林两站，另外据说电视剧、纪录片，甚至可能包括发行最初构想的电影，也都在未来的计划中。回到这些资料、这些计划的起点——2009年，有超过400个主要演员和10000名的参演者，离开现实生活，来到这个“前苏联幽灵城”——斯大林时期一个巨大、封闭、独立，犹如小型社会的秘密机构（下文统一以DAU代称）。在这样庞大的人员构成中，大部分人却都不是真实的演员——他们从世界各地被招募来，其中有真实的艺术家、哲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也有街道清洁工、酒吧工作者，甚至臭名昭著的罪犯。
他们隔绝与外界的交流，成为“苏联公民”，基本上都会被赋予和DAU之外一样的身份——清洁工仍是清洁工、服务员仍是服务员、学者仍是学者，甚至罪犯、党员、巫师、纳粹。他们工作、生活、发展友谊、坠入爱河、诞下新生儿、接受前苏联的制度管辖，经历1938-1968年前苏联的变化——项目虽只持续三年，但DAU内部也有自己的“时间”。
然而一开始，你能想象这浩大复杂的工程，初衷只是想拍一部简单的传记片？豆瓣上的相关条目早已过时、却记录了导演最初构想，译为《列夫·朗道》。
列夫·朗道，一位天才型前苏联物理学家，Dau其实就是他的昵称。他在理论物理的诸多领域都有非凡成就，1962年曾获得诺贝尔奖，也是那一年，因为一次严重的车祸，他的身体与智力都受损，到1968年时，终因恶化而去世。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Ilya Khrjanovsky）原本只是想拍一部关于他最后30年的电影，这个影视计划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2005年。
于是为了长期的拍摄，开始建造起约有两个足球场大的巨大布景，尽可能地还原出了Dau生前所居住的环境——也就是复制了当时一个位于莫斯科的秘密研究机构。只是到了2009年这个复制品完成时，这庞大的项目也开始走向一个始料未及的野心：在完成一年拍摄后，导演干脆放弃了传记片的初衷，专心于眼前这个“前苏联社会”。02. 复制品可以有多逼真？2012年以及之前，此项目都还有见诸报端，那时大概以为总快要完成上映了，国内《南方人物周刊》上也能找到一篇相关文章，可是之后，消息沉沦，DAU似乎隐匿不见了。自从导演转变目标，DAU便从一个影视拍摄场地转变成了一个滞留在20世纪、隔绝于现实世界、实际存在并运行着的“平行世界”。
直到距离开始拍摄的2009年近乎十年后，2019年1月24日至2月17日，这25天时间里，我们这些“局外人”才终于有机会在巴黎真正亲眼目睹这座传闻已久的“幽灵城”。有意思的是，进入剧院参观DAU影像，你所需要的门票也不叫“门票”，他们管它叫Visa，签证，分为三种：6小时、24小时、无限制。获得后两种签证，你还需要特别通过一项心理测试。这倒算不上是为了这次展映特别想出来的点子，因为实际造访DAU，你也真的需要得到一本“护照”，审核、入关。项目拍摄期间，能够获得过许可进入DAU探访的记者，屈指可数。而外界的大部分人，恐怕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隐秘的存在。
如前所述，这个苏联复制品启发自Dau最后30年工作生活的秘密机构，这里设施齐全、秩序井然，近乎一个封闭独立的生活区。机构内部，复古的建筑、装饰、衣着、生活用品，都真实复制于苏联，乃至发型、食品包装、香烟牌子等等，都会照着1938-1968年的时间推进而有相应的更新。同样，这里似乎进行着真实的商业活动，人们用卢布交易。有参与扮演者试图在这里使用自己从苏联时期留下的卢布，结果被判为“使用假币”。
我们可能会把DAU想象成一个“老大哥”式的生活区，其实完全不是。这里没有到处装着隐藏的监视器，也没有片场可见的沉重繁多的摄影设备，事实上摄影团队只有三个人，他们会在随意漫步时记录下某个人物、某个事件，而这也仅仅只是占用了DAU的一个小角落的一小部分时光，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不会被观察、被拍摄。
2011年，当苏格兰一位制片人Eddie Dick要跟导演赫尔扎诺夫斯基谈论一个新项目时，他被允许进入DAU，当时，按照DAU的时间，已是1953年。进入之前，他和他的同事被要求穿着合时的服装，剪短头发，还会得到“护照”和一些卢布，并被审问来访目的。但是进入DAU之后，在Dick造访的全程，他都没有看到拍摄的进行。Dick描述说，有警卫在行进，有人在喝咖啡，人们各自干着自己的事。他甚至去了Dau的公寓，与他的妻子Nora喝茶聊天。“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拜托，这是在搞什么鬼！你会发现，你就好像被催眠了一样，只管顺其自然了。”
03. 是现实还是造作？尽管我们知道了DAU项目的具体内容，但许多地方依然令人困惑，比如“真实”和“楚门秀”被同时用在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再比如，我们知道电影里的楚门是被蒙蔽的，这里的人们却是出于自愿。就在巴黎展映开始没多久，英国《卫报》发布了一篇详细介绍DAU的文章，作者Steve Rose表示，由于2019年的展映计划，他在多年的“无效请求”之后终于被应允可以采访导演，在此之前，他被要求先观看13部DAU影片中的至少四部——这13部正是剪辑自前面提到的700个小时的影像资料。在Steve所观看的四部影片中，前三部相当于Nora的三部曲，第一部是Nora的母亲来机构看她；第二部是Nora与Dau，及Dau的旧情人Maria之间的纠葛；第三部则发生在十多年之后，那时Dau已近乎卧床不起的状态，他们的儿子已成长为一个古怪的男孩，Nora感到无聊而孤独。
在第四部影片里，Steve看到研究机构的看门人喝醉酒，看到一个老夫人呕吐，而影片相当大一部分是两个男人在某个夜晚温柔又笨拙的性爱、身体与言语的侮辱。根据Steve的形容，这些，都不像是演出来的。然而所有这些影片，即吸引人又无聊，对话冗长又凌乱，几乎未经剪辑，其间的情感却又如此生猛、令人信服，就好像是在看一部道格玛95的电影。道格玛95是一场由拉斯·冯·提尔等人发起的电影运动，旨在强调电影构成的纯粹性并聚焦于真实的故事和演员的表演本身。或者如果你看过拉斯·冯·提尔的《白痴》，大概也能捕捉到一点Steve的观感体验。
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也就是说，在DAU内部，一方面仍是在演绎Dau生平最后30年机构内部的历史和社会变迁；另一方面，所有人同时又都尽可能真实地生活着。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形容：这就像一份真实可见的、活着的档案记录。
巴黎展映其中一个剧院，Théâtre du Châtelet的艺术总监Ruth Mackenzie说，“我100%确信，我们所正在经历的，将来会被载入巴黎、艺术、科技、电影的历史。”已回归现实身份的Teodor Currentzis，Dau的扮演者，如此描述这种表演体验：“关键是，如何同时成为你自己，又不是你自己。”可即使如此，在那些资料中我们还会看到一些相当惊人的东西，比如——以访问学者角色进入DAU、穿着50年代服装的知名行为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正在进行一场萨满巫师主持的洁净仪式；
或者一名警员正在监狱房间里折磨一个裸身、流泪的女子，此处不展开细节，但可联想到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个实验在6天后被迫结束，而DAU持续了至少两年……这一切是如何进行的？04. 是噩梦还是乐园？在导演所制造的那种真实与虚假之间的暧昧里，我们展现了自己的恐惧、焦虑、自大，我认为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它会激活你内部或强或弱的某一面。DAU的“执行制片”Martine d’Anglejan-Chatillon如此说。当被询问关于监狱那一幕时，她的回答是：她并没有完全被剥夺权利，这一切其实还是表演。“她（照片中裸身的女子）知道她可以停止，每个人只要说一声‘这个我应付不了’，就可以停止，但她选择了继续置身其中。或许是为了寻找另一面的某种东西。”当然，Steve表示，由于无法向那位扮演者求证，这段说辞真实与否也只能见仁见智了。另外根据Dau的扮演者Teodor的描述，生活在DAU内部，他有绝对的自由，尽管他也会害怕被克格勃逮捕，也会感到不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也会感到这种不安。”（注：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KGB或克格勃，1954年至1991年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项目进行的三年间，他约有一年时间是在拍摄影片，其余两年断断续续地待在“机构”里，吃饭、睡觉、生活，每次一待就是几个星期，当他或其他人离开时，他们反而会觉得自己来到了另一个时空，现实世界看起来倒更像是一个布景。我知道有一些人，如果让他们决定是留在那里还是回到“未来”，他们会选择留下。
实情确如Teodor所言吗？也许不尽然，许多参与者都不愿与Steve交谈。有传闻说有人搬到乌克兰，在DAU住了几个月，甚至更久；也有人来去很快，认为这个极权主义的地方已经转变成压抑黑暗的地方——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导演对性和权力的享受。至于导演本人，则认为DAU不仅仅只是一个苏联社会的复制品，它同时也在折射现实。在苏联、在DAU，人们会自愿服从极权主义，但这一点，其实今天的我们更明显，比如今天我们对手机的趋之若鹜。手机这些东西知道我们什么呢？其实它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这是一个透明的世界，但我们拒绝承认，这就像我们坐在这里，但是拒绝承认正在一个运动的星球上移动。尽管如此，有一点他是坦承的，那就是在DAU这样一个架空的地方，人类的行为得以释放，而在现实生活里，通常你不敢做得太过，因为要承担的代价太高了。对此，制片Martine的说法是，DAU是一个观察人类本性的显微镜。
05. 是魔鬼还是天才？为什么会复制这样一个苏联社会？这多少与导演本人的成长背景和苏联情结有关。作为家中独子，赫尔扎诺夫斯基生长于莫斯科一个充满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环境下。他的父亲是一名享有声望的导演，1968年他执导的《玻璃琴》成了苏维埃政权下的第一部被禁电影；他的教父是一名编剧，也是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好友。苏联解体时，赫尔扎诺夫斯基年仅15岁，但至今他仍视自己为“苏联人”，他自述在入境英国时，甚至会在表格文件上“来自哪里”那一栏填上：USSR（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然而关于导演的谣言四起，更有甚者称他创造DAU是为了满足作为“独裁者”的自我意淫。这个项目被拿来与《现代启示录》这部电影作比——DAU就像一个隔绝于现代文明，生存于自己的规则的王国，导演就是其中的科兹上校。
前面提到的制作人Dick，在那一次与导演的接触中也并没有留下好印象。他认为导演是个夸大其辞、对电影所知甚少的人，他自负、独断专行，“对待工作人员就像对待仆人，而其他人对待他就像对待王子。”
有一点是确定的，DAU项目开始拍摄的那年，赫尔扎诺夫斯基还是个29岁的新人导演，在此之前他仅有一部影片《4》，尽管获得了不少赞誉，但此外似乎就再没有其他作品了。2011年，《GQ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使得这个项目引起了更多质疑。文章声称一位应聘赫尔扎诺夫斯基助手一职的年轻女性，在面试过程中被问及性生活以及是否愿意演示一些性行为，当她表示拒绝之后，她很快就被打发回去了。这是事实吗？或许也未必。在同样会面过导演本人的Steve形容下，赫尔扎诺夫斯基看起来不是一个专制霸道的人，他的行为举止表现出随意、健谈、迷人的样子。
我的项目总是有各种谣言，然后谣言开始看起来就像真相，然后它们变成了真相，但其实它们不是。关于导演身份，赫尔扎诺夫斯基表示自己从来不真的做“指导”，但是会在“外面”与某位扮演者交流，或者带进新的人物角色以刺激新的事件发生。我能控制的只有规则，如果规则出错，我会修改它，但我不能打破它。听起来就像个独裁者，但他又对此否认，相反，他认为很多行为其实都可以称为“独裁”，可能是一个家庭中的“独裁者”，可能是一个公司中的“独裁者”，可能是你自己生活中的“独裁者”。他同样也否认自己操纵演员做出某些极端行为。“我邀请的这些人不是那种愿意进行真人秀的人，你得尊重他们，当你尊重他们时，他们会愿意和你走得很远。”
至于《GQ杂志》上的那项指控，他澄清自己从未在面试非演员的职位时问过那些触犯隐私的问题，但对于拍摄，他会讨论童年、父母、情感、爱、性、友谊、死亡……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是和演员共事，而是和真实的人共事。你和他们讨论生活，而不是表演方法。那么创造出这么一个庞大的项目，从2005年开始算的话，应该已经付诸了14年时间，可如今还处在大有可为的43岁的赫尔扎诺夫斯基，是否如传说中那般自大呢？赫尔扎诺夫斯基说，他认为的天才，有点像古代英雄，有神赋予的才能，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找一个物理学家，而是让音乐指挥家Teodor扮演Dau——“因为他是有天赋才华的人，这种品质不是演员所能演出来的。”至于他自己，“我并不聪明，我只知道我有种强烈的直觉。”他甚至向Steve透露了一个更大的野心：未来他将建造一座5000人规模的实验性城市，这5000人来自全世界，这个城市的一切将会被记录，一切都将是公开、透明的。如果成真，这一次将是玩笑还是现实？是魔鬼还是天才？
参考来源：http://www.dau.comInside Dau, the 'Stalinist Truman Show': 'I had absolute freedom-until the KGB grabbed me'| http://theguardian.comStalinist Truman show: artist paid 400 people live as Soviet citizens | http://theguardian.com本文原载于看理想公众号《“斯大林式楚门秀”，一场平行世界中的社会实验》，转载请联系
六、利用托里拆利实验装置测量大气压时，在水银处扎一个孔水银将？
托里拆利实验是在一根长约一米，一端开口，一端封闭的玻璃管内装满水银，（目的是排净管内的空气）。
然后把玻璃管倒立在水银槽内，由于管内水银面上方是真空，管内水银柱被大气压支持，所以管内水银柱产生的压强等于大气压强。
如果在管上扎一个孔，管内水银将会受到大气向下的压强，水银柱下降，和槽内水银面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