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刚碑古镇坐落于重庆市北碚区北温泉镇境内的缙云山下嘉陵江畔，离北碚城区大约有5公里，这里山峦层叠，鲜绿欲滴，溪流潺潺。彰显了“一条石板路，千年金刚碑”鲜明的历史和地域特色。
之所以得名“金刚碑”源于佛祖释迦牟尼的大弟子迦叶尊者到缙云山建寺之时，有金刚力士前来助力，曾遗漏了块巨石在此，当地人俗称为“立石子”。那巨石有七米多高，二米多厚，状似一碑，直深入嘉陵江。唐人曾题刻“金刚”二字，故而当地人改名为“金刚碑”。
金刚碑不仅因有这样的传说而变得神秘莫测。而且古镇的风水也很讲究。风水两字的结合妙可不言，早在上古就有《易经.说卦》记载“扰万物者，莫急乎风，润万物者莫润乎水。”从字上理解，“风”是从天而行，流动着的空气，“水”是顺着大地而走，它是大地的血脉，万物生长的依靠，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就适合人类生活。金刚碑之所以在民国时期能够汇聚如此多的名人贤士和日益兴旺的煤炭业与它的风水不无关系。
古镇金刚碑院落坐落在绵延不绝的群山峻岭，左右两侧都是护山环绕，重重护卫，中间部分地势宽敞，且被嘉陵江流水环抱，形成了一个理想的风水宝地。按传统风水的观点来看，金刚碑是严格遵循“枕山、环水、画屏”的风水原则发展起来的。处于缙云山与嘉陵江的汇聚之处，从北逶迤的缙云山脉为金刚碑风水的“来龙”。护送龙脉的嘉陵江从三秦大地滚滚南下，穿云破雾，从北面连绵的巍巍群山中奔腾而出。众山众水汇聚，若众星捧月，似万邦纳贡，烘托出金刚碑风水的奇妙讲究。嘉陵江偎城抱镇、经镇三面，在缙云山的山脚下，镶成一个“u”行的环带，亦如坊间所称的“椅子型”风水造型。金刚碑迎山接水，有远处的温塘峡相映成彰，山水拥街，街含山水，优美的自然环境成就了风水家称颂的“形胜之地”。
除了地理环境之外，金刚碑古镇风水布局还与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所提倡的“天地合一”的观念是一致。古人始终讲究人与自然相辅相成，协调统一。细看金刚碑古镇的建筑，无论是房屋还是道路以及桥梁，从选址、规划、设计、营造的整个过程，无不受到古人堪舆风水理论的深刻影响。
独一无二的风水造就了金刚碑光辉的历史。金刚碑古镇因产煤业的兴起而带动了整个古镇所有行业的发展。到清同治年间，镇上各个行业兴旺繁盛，成立了以煤、盐、船、驮、牛、马为首的行业帮会“七帮会”。
作为水陆交汇的码头在当时已经陆运密集、船运发达，各种商号、客栈、茶楼、酒肆林立，川剧、评书、划龙舟、放花灯等各种民间活动热闹非凡，呈现出一派兴盛景象。
民国时期，该镇已经形成了姚家院子、熊家院子、郑家院子几家较大的民居建筑群。“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就是其繁荣写照。极盛时期，沿街河两岸有商店、货栈千余家，煤窑沿山排开，挑夫摩肩接踵，江岸帆樯如林，生意一派兴隆。
（二）
金刚碑一方面有着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即繁茂浓郁的植被以及深藏山坳的独特地理位置。吸引了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部级以上单位13个，下属中央局处级单位30多个，一大批科学、文化、教育、经济名流约有3000余人涌入金刚碑。作为国民党中央政府部门的所在地，当时众多商贾大家到此定居，以便更好的避乱世扫纷扰。另外一方面，从现在金刚碑散落着的寺庙、佛像的碎片，可以看出古镇在曾经的历史发展中也是个参禅悟道的净土。古镇之所以能在抗战期间聚集了那么多文人墨士在此地安心下来做学问，这与古镇不受干扰、宁静勿然的环境是分不开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章伯钧来到金刚碑，充分利用山坡地势，放置竹管引来生产、生活用水，有利解决了制革工艺需要用水的难题。于是在此选址建立利民制革厂。经过修建厂房、购置设备、招聘人员等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在1939年“中央赈济委员会利民皮革厂”正式挂牌并且营业。重庆北碚金刚碑成为国民党参政会最早兴办实业的地方，利民制革厂完成了抗战时期的一个特殊使命。及时补充了抗战时期的军需用品的短缺。梁漱溟在卢作孚和卢子英两兄弟的支持下，于1941年将亲手创办的勉仁中学。他在北碚定居三年并潜心著书和办学。学校附近也开办了勉仁农场。这段时间形成了他的整体办学体系。学校的老师多是跟随梁漱溟多年的学生，或尊崇其思想人品的学者专家。在所开设的哲学、文学等重要课程中，聘请著名学者做老师，诸如聘请吴宓担当文学课程，而且梁漱溟自己也亲自向学生们讲授《中国文化要义》。“国术大师”张之江一生提倡武术健身，曾于1933年创办了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后来迁至金刚碑。并且在此坚持不懈整理武术，开展教学辅导工作，对重庆人的强身健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吴大钧与陈立夫等人在1927年成立了调查科，后来更名为国民政府统计局，于1933年搬迁至金刚碑，让国民党的日常事务在烽火狼烟的日子里得以有条不紊的进行，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金刚碑古镇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很多抗战时期的众多学校和企业提供了安家立命之所。
同时，金刚碑亦是大师出没的地方。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携全家老小于1938年7月31日应老友南开校长张伯苓之邀将家安在了重庆，后因翁宅不断受到日军炮弹的损坏，翁文灏部分家属只好搬迁到北碚金刚碑所建金刚新村居住。他在金刚碑与调查员裴文中经历了无数个白天挖掘，夜晚挑灯自修的日子，最终发现了“北京猿人”头骨存在的证据。正中书局著名的散文学家谬崇群在金刚碑写了三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散文集《夏虫集》《石屏随笔》《人间百相》，最后积劳成疾，38岁时病逝后葬于金刚碑。老舍在“多鼠宅”内，靠着一杯甜茶、一张书桌书写了有着“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之称的鸿篇巨作《四世同堂》。梁实秋在北碚居住时，常奔波于市区和金刚碑之间，在八年的时间内从未停止过写作采风，在此期间撰写了20多篇散文随笔，并以《雅舍小品》命名出版。继而奠定了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顾颉刚于1941年常住重庆北碚金刚碑，并且在此期间主持边疆语文编译会和主编《文史杂志》。历史学家翦伯赞于1943年搬迁到北碚金刚碑，在寓所内先后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一辑。并且常与郭沫若、柳亚子、田汉等人共同吟诗讨论。在《中华论坛》上曾经发表《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论王莽改制及其失败》、《学术与暴力》、《春秋之义》、《两汉的尚书台与宫廷政治》、《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等一系列的学术论文。曹禺在重庆北碚期间编写并出演了大量话剧，抗战大剧《全民总动员》就是由曹禺和宋之的共同创作的，并且他在其中扮演富商侯凤元。岭南画家陈树人擅长丹青，同时具备诗、书之天赋。作为诗人，他才华横溢，只要有所感，便可脱口而出，发而为诗，在金刚碑几年中写诗上千首。众多的文豪大家都曾驻足于金刚碑，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深远，至今仍然余音绕梁。曾经有篇文章记载，当时操着浓重重庆口音的“棒棒”见到穿长衫的人就知道是文化界的“大腕”，足以窥见文人之多。由于这些机构和名人的存在，给金刚碑注入了不少的人文因素和学术文化内涵，使金刚碑成了抗战期间天下闻名的古镇，也成为了不可多得的抗战文化遗址。金刚碑古镇之所以能汇聚这么多人才，和天人感应的风水地理有着极大的关系。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金刚碑古镇，或作画、或摄影、或游玩。反映了人们返璞归真的愿望，体现了人们在闹市寻找远去家园的意愿。同时也从侧面表现了川东的传统建筑和乡土民俗的特殊魅力。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该对传统建筑进行必要的保护，才能更好的展现本土地域和历史底蕴，才能跟好挖掘其内在的人文价值和历史价值，才能更好的从古镇中获取经济价值和旅游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