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个博物馆扎堆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古镇，主题从抗战到“文革”到民俗到地震都有，樊建川给它们取了一个名字叫“聚落”。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这座占地500亩，建筑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博物馆首次向世人开放。在建川博物馆聚落整个的设计当中，抗战系列无疑是一台“重头戏”。2010年8月初开放的有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和抗日俘虏馆5个单馆，以及中国壮士群雕广场、抗战老兵手印广场两个主题广场。而侵华日军馆和汉奸丑态馆是即将落成的重要项目，这两个馆后来被规划入同一个建筑内，“上面是日军馆，下面是汉奸馆，寓意很清楚，正是靠这些伪政权、伪军的支持，日本军队才能在中国横行这么久。”樊建川说。
65年过去了，还有多少关于这场伟大战争的故事和细节不为我们所了解？时光悠悠，当年20岁的青年如今都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谁还能以亲历者的角色讲述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尽管正赶上建川博物馆聚落大兴土木，还是有不少人远道而来寻找历史的答案。
抗战博物馆的8个分馆均由国际一流的设计大师设计，整体规划是张永和，设计援华美军馆的是切斯特·怀东，汉奸馆找的是台湾的王维仁，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则主动请缨设计侵华日军馆，以表达日本人对中国人民的歉意。
“我们不说话，让历史说话！”“嘘！别压过历史的声音”博物馆随处可见的铭牌，记录着这里的细微变化。如果说前些年收藏和展览可能还带有一些樊建川自己的好恶，尽量不带个人色彩地去保有时代的原貌，让参观者自己去感知、思考、评判。“藏品的分布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不以编年为顺序，也不会像传统的博物馆那样严肃，这里更为关注的是普通生命，整个建筑群落会试图营造出一个真实的场景，再现社会生态。”樊建川说。
在文物收藏中升华责任
残破褴褛的血衣、弹孔尚存的冰冷钢盔、仍然可以发出尖利鸣叫的报警器、泛黄的战时良民证、血迹斑驳的日记本、冰凉刺骨的侵华纪念章、照片上一张张有着或惊恐或愤怒表情的面孔……
除了这些博物馆里展示的战争的血腥，园区角落的库房里还紧锁着岁月的沧桑。白晃晃的日光灯下，铺天盖地的旧报纸、老照片、书信、镜鉴、雕塑、像章，让人感觉像是掉进了一片淤积了几十年的泥塘，心中感慨却又沉重无语。
在收藏界，唐诗宋词、梅兰竹菊、才子佳人这类收藏买了就能赚钱，可是樊建川觉得太“清淡”，不符合自己的理想，他追求的是一种担当和责任。“抗战馆也好，地震馆也好，最大的作用是敲警钟。”樊建川始终认为，一个人不能没有责任心，一个民族不能失去血性，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经受过太多的苦难，“我想让建川博物馆成为增强国民忧患意识和奋发图强精神的‘钙片’。”
樊建川收藏抗日文物的激情，当年是被一部老电影《血战台儿庄》点燃的。他的父亲就是一名抗日战士，曾面对过鬼子的刀枪，在血火中拼杀，他自己也是一个有过11年兵龄的军人。通过收集川军资料他了解到，抗战期间先后有300万川人赴战，但是关于300万人命运的记载却是令人惊诧的空白。内心强烈的震撼迫使他要做点什么。他开始阅读研究川军抗战史，并收集抗战文物，十几年间，他常常在全国各地奔走，寻找，追索。
30年职场打拼，樊建川的身份不停变换，他曾经是农民、民工、知青、军人、老师、政府官员，2010年是商人，但在他心中，有一条主线一直没变——对近代文物的钟爱。他说自己是在收藏“历史的细节”，在完成一本“历史启示录”。
尽管这个抗战博物馆是他倾其个人所有建起来的，但他从来没有把博物馆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始终认为自己只是社会财富的暂时看护者。“我只是替国家保存记忆，这些东西是我私人搜集来的，但它们更属于这个国家。”樊建川说。他说，尽管自己有个女儿，可他身后还是要把所有藏品交还给国家。
如今樊建川的收藏网已遍布全国各地，每日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人们把祖上保存下来的抗战藏品赠送给他。但是，每逢空闲，樊建川依然亲自到市场淘宝，原因是抗战时期的藏品已经越来越少，很多外国藏家出手很猛，而他能做的就是不让它们继续流失。
让博物馆自己养活自己
2000年，樊建川精选自己早期收藏的500件抗战文物图片和资料集结成书，名为《一个人的抗战》，此书后来被评为第13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他的一位朋友解释，取这个名字还有一层寓意：“即使只剩一人，也要抗战到底。”
凭借开办房地产公司的财力，凭借多年来的积累收藏，更凭借着超人的智慧和胆识，樊建川做了一件别人不敢做也做不成的事情。自称超级“馆奴”的樊建川，其实心里非常明白，博物馆在经济上是个残疾人、低能儿，一个中等城市建一个博物馆都很费劲，自己要边赚钱边养活十几个该有多难。况且，和国有博物馆相比，民间博物馆无法享受财政拨款和免税政策，可以说花的每一分都是自己的钱，而且赋税还很重。怎样赋予博物馆经济上自己造血的能力？恐怕全世界的博物馆都在寻找答案。这件事，从筹建建川博物馆之初，樊建川就在想。只做中国近现代100年的历史，因为这是中国变化最大的100年，在这100年的历史里，樊建川说他要做到垄断。
眼下，公司每年都要贴1000多万元在博物馆上，对于这个还没学会谋生的“傻儿子”的将来，樊建川已经有了自己的安排：
“在博物馆多样化、丰富化的前提下，我们不断慢慢地融入商业，比如古玩店、旅游商品店、国民大食堂、国民接待站、阿庆嫂茶馆、龙门镇客栈等等，门票收入不行，我就卖水、饭、旅游品、书、光碟，办夏令营、拓展训练住宿、会议，慢慢把产业链条拉起来，现在已经初见成效，至少在吃喝方面能自食其力了。”
樊建川说自己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是，不靠政府财政，也不靠别人的施舍和赞助，博物馆就可以自己造血，可以自己养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