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南水乡博物馆珍品介绍？
原始瓷圜底罐，商代。一级文物。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藏。高24厘米、口径15厘米、腹径24厘米。该罐用高岭土高温烧制而成，灰褐色，除颈外通体拍印网格纹，圜底内凹，颈较直，口外敞，口沿内壁刻有五道弦纹。胎壁厚薄匀称，质地坚硬，外壁有一层薄薄的青灰色冒汗釉。如此完整的商代原始瓷在全国也很少见
二、普拉多博物馆名画介绍？
普拉多博物馆收藏了众多欧洲巨匠的传世经典，以下是其中两幅名画介绍：
- 《宫娥》：十七世纪西班牙画家迭戈·委拉斯开兹创作的一幅描绘宫廷生活的油画作品，与《蒙娜丽莎》《夜巡》并列“世界三大名画”。这幅画作在空间构图与人物层次的表现上都较为复杂，给后世留下无尽的阐释空间。
- 《自画像》：被誉为“自画像之父”的德国艺术家丢勒的经典之作。
三、目前上海博物馆有哪些展出的馆藏珍品？
2002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一件清代瓷器拍出了4,150万港元的天价，创下了当时拍卖的最高纪录！这件文物就是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清雍正景德镇窑粉彩蝠桃纹橄榄瓶。
今天给大家介绍下这件雍正粉彩的精品“景德镇窑粉彩蝠桃纹橄榄瓶”。
粉彩
粉彩始于康熙，盛于雍正，属于釉上彩瓷的一个品种。烧制粉彩，需要在烧好的素器釉面进行彩绘，然后再入窑烧制。
彩绘时，工匠会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将颜料施于这层玻璃白上，由于砷的乳浊作用，玻璃白有种不透明的感觉，它与各种色釉相结合以后，便产生粉化作用，红彩变粉红、绿彩变粉绿、黄彩变浅黄，给人一种粉润柔和之感。
雍正朝为粉彩装饰的大发展时期，官窑器物呈色的柔丽明亮及彩料的精细多变与日俱增，其造型胎釉、纹饰图案、彩绘技巧都达到了中国瓷史的巅峰。
纹饰
此瓶釉色纯白匀净，以粉彩蝠桃纹装饰，"蝠"是"福"之谐音，而桃则是象征"寿"之图案，合之寓意"福寿双全"。以其"福寿双全"的独特寓意，契合了雍正帝对幸福长寿、健康祥宁的诉求，故有推测此瓶是为帝后祝寿之用。
这件粉彩蝠桃纹橄榄瓶撇口，细颈，长鼓腹下敛，圈足，因形似橄榄而得名，是清雍正粉彩官窑瓷器中烧造得十分成功的作品之一。
流转
这件粉彩蝠桃纹橄榄瓶如何流出海外，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当它再次现身时，已在美国奥格登·里德家族中。
上世纪中叶，美国人喜欢把花瓶底部钻个洞，改装成灯座，这件稀世珍宝也曾一度沦为灯座，放置在客厅的茶几之上，为增强其稳重性，瓶内还加入了他家后花园伴着狗粪的沙泥，长达40年之久。
2002年，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的目录之中，顿时引发了市场的巨大兴趣。
在一架飞往香港的飞机上，一位女士看到了这则拍卖消息，她就是香港商界的成功女性，张永珍博士。
张永珍女士出生于古董世家，自幼受家庭熏陶，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一直颇有兴趣。
传世雍正官窑粉彩器上画蝠桃纹样的多为盘子，而粉彩蝠桃图案的橄榄瓶世上仅此一件，堪称绝世宝瓶，所以看到拍卖信息，张女士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收入囊中。
最终，在拍卖会上，张永珍女士最终以4,150万港币的天价竞得此瓶。
当时瓷器市场的价格并没有那么高，但张女士认为不能让这件独一无二、具有历史传奇的稀有珍品再次流到国外，所以一定要竞拍成功！
张女士的格局远不止于此，既然是国之瑰宝，那就应该捐给国家，让所有人都能欣赏。2004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张永珍女士把这件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如今，各位去上海博物馆瓷器馆参观时，一定会注意到这件“景德镇粉彩蝠桃纹橄榄瓶”，它被摆放在展厅中央的独立展柜，供世人去欣赏这件中国瓷史的巅峰之作。
四、梅柏珍品牌介绍？
梅柏珍是一家知名时尚品牌。1，梅柏珍是一个以时尚为主题的品牌，其产品涵盖服装、鞋履、配饰等多个品类。梅柏珍以独特的设计和高品质的材料著称，吸引了众多时尚追求者的关注。2，梅柏珍的产品注重细节和时尚感，并以简约而精致的风格闻名。品牌秉持着对时尚的追求和创新精神，不断推陈出新，满足消费者对时尚的需求。3，梅柏珍在全球范围内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产品不仅在时尚界备受推崇，同时也深受普通消费者的喜爱。无论是在时尚秀场上还是大街小巷中，你都可以看到人们身穿着梅柏珍的服装，展现出时尚与个性的态度。
五、洛阳博物馆十大珍品？
1、白玉杯，时代：曹魏尺寸：高11.5厘米出土时间地点：1956年洛阳市涧西区曹魏正始八年墓出土
2、乳钉纹青铜爵，时代：夏代尺寸：高22.5厘米出土时间地点：1975年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3、石辟邪，时代：东汉尺寸：高190长297 宽90厘米地址时间：1992年12月孟津油坊村出土
4、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时代：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后期尺寸：通高16.5，宽11CM
5、三彩黑釉马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泥宿人像，均瓷，青铜鼎，还有金丝南木的大塔，还有石碑…都值得一看
六、国家博物馆有哪些馆藏珍品值得一看？
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东侧，东长安街南侧，与人民大会堂东西相对称。其前身是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前身为1912年7月9日以国子监为馆址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1949年10月1日更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前身为1950年3月成立的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195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建成、开放。当时的两馆设计采用院落式建筑布局，围绕形成了南北两个院落。
2003年2月，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组建而成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挂牌成立。作为国家的文化中心，国家博物馆保留并加固改造了原有老馆的西、北、南三段建筑，而将老馆的东部、中部拆除向东进行新馆扩建，形成了“新馆嵌入老馆并向东生长”的布局。既完整地保留了老馆面向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立面形象，也使得新、老馆舍形成有机联系。新馆西侧与保留的老馆建筑、柱廊之间，形成了西入口广场和南北两个较大的绿化庭院；新馆建筑由老馆向东侧突出，使得主体建筑的东西向长度达到184米；新馆的高度则以层叠上升的方式与老馆建筑高度保持适宜的梯度，形成体形匀称的错落而又和谐的整体，这种渐次升起的建筑外观形象实现了与对面人民大会堂体量的体量对称，成功修正了因历史原因造成的城市标志性建筑设计上的不均衡，同时不改变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天安门广场的总体外观。国博的文化中心地位同人民大会堂政治中心地位相互对应，完全符合中国文化“左祖右社”的建筑布局。如此设计的国博改扩建工程于2007年正式启动后，仅用了4年时间便完美竣工。改扩建后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于2011年3月开馆。
国博的新馆建筑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高度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
国博馆藏文物约140余万件，涵盖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古代文物藏品81.5万件（套），近现代文物藏品34万件（套），图书古籍善本24万余件（册），一级文物达6000件（套），仅国家文物局规定的195件不允许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国博就珍藏了69件！璀璨辉煌的藏品使国博集中华民族数千年灿烂珍宝于一身，被誉为中华文化的祠堂和祖庙，中国最高历史文化艺术的殿堂，这都是名副其实的最高赞誉。
正因为如此丰富的馆藏珍宝加持，国博新馆建成开放后的第二年即2012年11月就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据 2021年底的《2020年全球主题公园和博物馆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国家博物馆排名全球第二！
国博主建筑由两轴两区构成。两轴为：由西门到东门的东西轴线和由南到北的南北轴线。两区为：由中轴内中央大厅分隔的南北两个展区。西门面向天安门广场，与人民大会堂相对；北门面向长安街。南北艺术长廊长260米，高28米；顶部有368个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藻井，楼顶有近2万平方米的屋顶绿地。内部展览包括基本陈列、专题展览、临时展览三大系列。其中，地下一层的《古代中国陈列》展出文物2026件，包括一级文物521件。此处陈列以王朝更替为脉络，珍贵文物琳琅满目；一楼中心展厅是新中国成立使使用过的一些物品，比如国旗、国徽、话筒、灯笼及各个部门使用过的印章；二楼左右两侧为《复兴之路》展览：包括中国近代历史文物，圆明园的十二生肖兽首中的"鼠首和兔首"就收藏在这个展厅； 三楼、四楼为常设的专题展览，包括青铜器馆，玉器馆，钱币馆，佛像馆等。临时展览主要包括国博自主策划的特色展览和中外文化交流展览两大类。比如某段时间的广州南越王墓的精华展览、大英博物馆特展、俄罗斯皇家珍宝展览等等。这些展览都是一次性的，非常珍贵。当然也是有偿的收费性质，但是非常值得一看。
因为国博的馆藏珍品很多都是从各地征集调拨而来，同各地博物馆的特色珍品多有重复，比如洛阳博物馆的三彩黑釉马、正始石经；河南博物院的乳丁纹青铜方鼎(杜岭方鼎)、妇好鸮（xiao，音同枭）尊、妇好牺尊、金缕玉衣；河北博物院的彩绘浮雕武士石刻；陕西博物馆的人面鱼盆、唐三彩三花马、唐鎏金银香熏及一些唐代窖藏出土的金银器皿；天津艺术博物馆的白釉龙柄联腹壶；湖南博物馆的商象纹铜铙；南京博物院的唐狩猎纹高足银杯；上海博物馆西周格伯簋、五牛铜枕；秦始皇陵博物院的兵马俑；三星堆遗址博物馆的商凸目铜面具；安徽博物馆的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注子温碗；山西省博物院的彩绘青铜雁鱼灯（陕西历史博物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也各有1件）…至于国博的“阳陵虎符”，陕西博物馆也有杜虎符；其它如唐骑驼乐舞三彩俑、唐三彩女坐俑等，陕西博物馆也有；青铜鼓这方面，广西博物馆也有很多…为了节省篇幅，这些珍宝便逐一略去。另外，结合“馆藏珍宝”这一系列游记的特点，本文将着重介绍国博“古代中国”和各种专题展览里的各朝代文物珍品。而且因为国博的文物珍宝实在洋洋大观，这里只能按照各大类择优归纳整理，以便一目了然。
以前很惊叹上海博物馆那些占据国内收藏“半壁江山”的青铜器珍宝，实际上国博也拥有很多青铜“重器”。比如馆藏的很多商周青铜鼎就是国博引以为傲的青铜藏品，青铜器展品已经成为国博馆藏文物的最大亮点。
另外补充一点的就是，参观一定要赶早去！因为国博每年有几千万的参观者，而且需要先排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再排队进入博物馆一道门排队取票，再排队安检，安检非常严格甚至看上去有些“繁琐”，但是也很值得！所以必须赶早！
青铜鼎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代表，单从 “一言九鼎”、“三足鼎立”、“问鼎中原”这些成语中就可以看出鼎是国家权力、王朝地位的象征；另外，“钟鸣鼎食”也是中国青铜礼乐文明的集中表达，体现了古代社会日常的生活、礼仪制度。
国博的青铜鼎首推商代的后母戊鼎。这件“国之重器”陈列在负一楼的古代中国展厅，而不是在三楼的青铜器展厅。
此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殷墟墓，又称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是商代青铜文化巅峰时期的代表作，因鼎腹内壁铸有商王母亲庙号“后母戊”三字，故名。
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鼎腹为长方形，口沿较厚，轮廓方直，两只直耳上竖，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四足中空，呈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鼎身四面的方形均为空白素面，其余各处均饰有以云雷纹为地的各类纹饰：腹部周缘饰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器腹的上下缘中部、四转角、足上部均以扉棱装饰；扉棱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的侧面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呈现一种恐怖压迫的气氛；四只鼎足上铸有线条清晰的蝉纹，往上施以两周凸弦纹及匠心独具的浮雕式饕餮纹，增加烘托出大鼎的凝重气势。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公斤 ，堪称青铜重器之最！
如此形制巨大、威武凝重的青铜鼎铸造，充分说明了商代后期高度发达的青铜器制造水平；美观华丽、精巧庄重的饰纹、被誉为“青铜器之冠”；腹内壁“后母戊”三字铭文笔势雄健，字体丰腴，笔划起止锋芒毕露，为商代文字经典。作为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已经成为我国已出土青铜鼎中最著名的四足方鼎，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
这尊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的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此鼎通高101厘米，口径77.8厘米，重达153.千克，折沿，敛口，双耳立于口沿上。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足上有扉棱。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
大盂鼎最有名的当属器内壁所铸19行291字铭文。其详细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封贵族盂的史实：周康王向盂叙述了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告诫盂要恭敬办政，并赐予命服、车马、庶人等。盂事后制作了两个鼎来祭祀祖父南公。因作器者名盂者而得名大盂鼎和小盂鼎。小盂鼎目前已佚失，只有大盂鼎还保留至今。
大盂鼎铭文虽属西周早期金文，但书法体势严谨，结字、章法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凝重雄壮而不失秀美，布局严整而又灵动，是西周前期金文的代表作，也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
巨大的器形雄浑端庄有一种磅礴恢弘的气势，作为已知西周时期最大的青铜器，大盂鼎堪称国之重器，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属于顶级国宝。
这件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的商末青铜圆鼎，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子龙鼎”。子龙鼎先流入日本，后辗转中国香港，2006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征集回国。
此鼎通高103厘米，宽37厘米，腹深4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公斤。方唇、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雕式兽面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兽面纹，下衬三周凸弦纹。鼎内壁近口缘处有“子龙”二字铭文。铭文中的“子”字居左上角，字较小，实笔阴刻。“龙”字在右下，系双钩而成，极像一条张口圆目、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龙头上硕大、突出的瓶形角与龙头笔画并不相连。
此鼎造型魁伟凝重，器身饱满，高出鼎身22厘米的双耳，为整个大鼎增添了威严不可侵犯的气势。器颈部和三足的兽面纹饰雄浑庄重，显示出商代工匠高超的审美情趣和精湛的青铜铸造水平，是已发现的所有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也是迄今所知带有“龙”字的最早青铜器。拥有这样一件巨大的青铜鼎不仅是权力的象征，在礼制森严的商朝，它也是商王室内部等级划分的重要标志。
作为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瑰宝，子龙鼎与最大的方鼎——司母戊鼎相映成辉，一圆一方，堪称国博馆藏青铜国宝中的“天圆地方”的绝世双璧。2013年，此鼎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在中国所有的青铜器里，除了上文的后母戊鼎，这尊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附近山腰（炭河里遗址）的四羊青铜方尊大概是最家喻户晓的一件。
此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重量34.5千克。长颈，高圈足。全体饰有细雷纹。 高耸的颈部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饰夔纹。肩、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有一长有双角的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四羊青铜方尊不但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而且采用了“分块陶范分铸法”，即以两次分铸技术铸造，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其合成的精密度可谓天衣无缝，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既掩盖了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而圆雕与浮雕、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则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 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使整器寓动于静，典雅雄奇，尊堪称鬼斧神工，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在冶金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2013年此尊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 ，位列国博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每当看见这件商龙虎纹青铜尊，我的心中都会非常亲切的感觉。首先它是来自家乡的文物，1957年出土于安徽阜南县；其次就是它曾经激发了我的创造灵感，在知乎专栏写了一篇珍宝系列短篇小说《圣西门赫氏堡的青铜龙虎尊》。
此尊高50.5厘米，口径44.9厘米，足径24厘米，重26.2公斤。器敞口且巨大，直径过肩，颈部较高，下部收缩，呈大喇叭状。肩部微鼓，下折为腹，呈弧形收敛作圜底，圈足，上饰十字镂空。整尊共有三层纹饰：器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活灵活现的圆雕龙首探出肩外，似在咆哮；腹部以云雷纹为地，装饰三组以浮雕虎首为中心的虎食人纹，左右虎身皆向两侧伸展，口含一人。人无衣冠，身饰花纹，寓意诡秘；圈足饰饕餮纹。因其主题纹饰有“龙”和“虎”而得名。
商龙虎纹青铜尊上的龙纹、虎纹及各色线条洗练的花纹不仅是散发着狞厉之美的独特纹饰，更是研究商代社会历史的文化符号，精湛的工艺更使其成为商代青铜器中的罕见精品，成为国博的引以为傲的国宝级文物。
这件1963年出土于陕西兴平县吴乡豆马村茂陵附近的错金银云纹铜犀尊也是国博的一件国宝。
此犀尊长58.1厘米，高34.1厘米，宽20.4厘米，高34.1厘米，重13.34公斤 ，为昂首伫立的体态雄健犀牛形象。犀牛肌肉发达的短粗四腿有力地支撑着健壮的身体。虽然是以青铜制成，但犀牛比例准确的身体各部都具有强烈的质感:颧骨和肘部突起，仿佛可以透过皮肤感受到骨骼的形状和起伏；口部、腹部的皮肉虽然肥厚而多皱，但结实有力，富有弹性。尖尖的双角竖直向上，黑色料珠镶嵌的双眼专注地望着前方，逼真传神。尊腹中空，尊背有椭圆形口，上有一形似马鞍、可以启闭的活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 ，只要握住犀尾轻轻抬起，腹腔内的酒液便会从圆管流出。此犀尊身上满饰金银细丝（或细片）镶嵌而成的错金银云纹，精密细致、断断续续的金银丝就像犀牛身上的毛发，纤毫毕现。金色、银色与铜胎底色相衬生辉，不但给铜犀尊增添了一份华美质感，而且洋溢出生动传神的气韵，堪称青铜器酒樽的神器。
中国古代动物造型的酒尊数量虽然很多，但大多是象尊、豕尊、鸮尊、驹尊、兔尊、鸭尊、龙虎尊、鸟尊之类，以本土之外的犀牛为造型非常罕见。而铸造酒樽的工匠塑造出如此逼真的犀牛形象，想必是见过犀牛的，也由此可知，犀牛在我国古代的黄河流域曾经大量存在，这也是地理、气候考古的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
这件1955年出土于陕西郿县李村的西周时期的盠青铜驹尊高约32.4厘米长，34厘米重，5.68公斤，是一件颇有艺术特色的盛酒器。
尊为一昂首挺立、身躯短小马驹形象。其腰部平展，颈部斜伸，竖耳垂尾，颈后鬃毛齐整，足矮尾短，神态憨稚，形象生动逼真。背部开方口，器盖作覆瓦形，有兽钮盖。腹部中空用以盛酒。器表装饰极为简洁，仅在腹两侧和盖钮上装饰涡纹和云纹组成的圆形漩涡。整器相当准确地再现了小马驹的全身比例和身体结构，显示出周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驹体颈胸之处有铭文9行94字，盖内有铭文3行11字。记述某年十三月（闰月）甲申，周王举行执驹典礼，周王亲赐盠两匹马驹，盠拜赐后，为颂扬周王之恩德，并祭祀其亡父而作其器，以此纪念。
商周时期虽然盛行以动物为造型的尊。但以马驹为造型的尊极其少见，作为西周时期写实动物雕塑的代表性作品，也是已知最早的驹形青铜器，驹尊的发现弥足珍贵，对研究西周时的马政和中国古代畜牧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这件1955年出土于陕西郿县（今宝鸡市眉县）李村的盠青铜方彝不仅是西周青铜艺术的典范之作，而且是西周屯田制度的见证，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
方彝高22.2厘米，口径14.2厘米，底径13.3厘米，由器盖与器身两部分组成。器身为长方形，腹部两侧置有象鼻上卷状耳，圈足较高，底缘外侈作阶状。器身、圈足四转角置扉棱。巨大的器盖占据了整器的三分之一，造型为四坡屋顶形，铸以扉棱为脊，共有一条正脊和四条斜脊，正脊中间立一屋顶形钮，反映了当时的四面坡、重屋式的建筑结构，使今人可一窥周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
此方彝通体以云雷纹为地，最为醒目的是器盖和器腹的中心位置均装饰由涡纹和云纹组成的圆形漩涡纹，此纹饰与同出一处的上文介绍的盠驹尊主体纹饰如出一辙，大约为同一族徽的标记。器盖圆形漩涡纹上方装饰窃曲纹，两侧为夔纹。颈部饰一周窃曲纹带，其下为两凹形槽。腹部纹饰与器盖纹饰类似，也是圆形漩涡纹与夔纹的组合，并以云雷纹填地。圈足饰窃曲纹带，与器腹也以两凹槽相隔。
盠青铜方彝内壁铸铭文10行107字，记载作器人“盠”是周王的同宗，周王命盠掌管司徒、司马、司空和周六师、殷八师的军政和屯田事务，并赐盠衣物、玉佩和车马饰等厚赏，盠因此作器以记其荣宠，颂扬天子恩泽。
盠方彝造型典雅庄重，繁缛缜密的纹饰隐现清晰分明的层次，是西周青铜艺术品中的成功之作，也是中国最早记载“屯田”的文字记录，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故十分珍贵。
喜欢读历史的人都知道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战”，而记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字却写在一尊西周早期青铜器上，这就是著名的利簋。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公斤，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
器为敞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其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以饕餮纹为主题；两侧加饰倒夔纹；圈足饰夔纹带；方座面四隅加饰蝉纹；都用云雷纹为底来衬托主题。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巨目凝视的兽面带来森严恐怖的气息，令观者不寒而栗。圈足部位装饰有夔龙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器一周，方座四隅则饰以蝉纹。整器线条流畅清晰的云雷纹烘托面目狰狞的兽面纹、夔龙纹，为本就肃穆庄严的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神秘，反映了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奴隶主阶级的权威和残暴。
利簋最为重要也最有价值的是该器腹内底部所铸4行33字铭文，虽很简略，却记录了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内容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完全一致。因此，也有人称其为“武王征商簋”。又因作器者名“利”，他随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因此名“利簋”。
利簋上圆下方的圆形两耳方座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作为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利簋铭文中所记载的武王伐纣的日期非常重要，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 ，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利簋铭文字体和商甲骨文、金文的形体结构是一致的。其铭文字体扁长，字迹凝重稳健，并保留有商代铭文字体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是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2003年，利簋随34件组档案文献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2002年1月， 利簋又被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 ，此后被评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堪称青铜重器，国宝中的国宝。
除了利簋，天亡簋也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的一件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因其铭文记述了武王伐纣及其在嵩山祭天等若干重大历史事件而著称于世。
这件清朝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今宝鸡市眉县）的天亡簋旧称“大丰簋”、“朕簋”，高24.2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5厘米，敞口，腹附四耳，耳作兽首，下垂方珥，鼓腹较深，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腹与圈足饰蜗体兽纹。器内底铸大篆铭文8行78字，记述周武王姬发在伐纣灭商后在嵩山举行祭祀大典，祭告其父周文王，并取代商王的地位来祭祀天上神帝。作器者天亡襄助武王举行仪式，祭祀典礼之后，武王举行盛大的宴享，天亡受赏赐，铸造这件簋来铭记荣宠。
同前文介绍的利簋一样，《天亡簋》最重要的价值也是其8行78字的大篆铭文。
作为西周早期铭文，文字尚未成熟，《天亡簋》整体文字虽疏散却又浑然一体；犹如夜空中聚拢的群星，全无方圆行列却各得其所。不事雕琢的笔划似断又连；粗细有变的字体大小、长短不一；参杂点缀其间的象形字憨态可掬；线条无固定运行轨迹却显得收放自如；随意自然中有一种稚嫩淳朴的新奇之感，极耐玩味，即使对金文毫无研究之人，也能从率真拙朴的字体布局中，领悟到童真的意趣。
西周天亡簋是西周初期独有的样式，其脱去了商代青铜器那样的繁缛华丽的装饰外衣，簋身和方座装饰两两相对的夔纹，夔体卷曲，状如蜗牛，简洁肃穆，这种体态的夔纹也是周初特征，已成为西周青铜器断代的标准器。78字铭文更是研究西周初年政治、经济的宝贵历史实物，其书法研究价值更是珍贵异常。2013年，天亡簋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这件清代中后期出土面世的西周师酉簋铸于西周懿王时期。传世师酉簋共有四件，除了国博收藏的这件，其余三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四件师酉簋的大小、形制、纹饰、铭文基本相同，属同时铸就并成组搭配使用的一套青铜礼器。
此簋通高22.5厘米、口径19.1厘米、足径20厘米，重4.94公斤。敞口，鼓腹，圜底，圈足下接铸三个兽面状扁足。盖面隆起，上有圈状捉手。口沿两侧有一对兽首半环耳，耳上小兽的兽角呈螺旋状，垂珥上有兽身状纹饰。盖沿、器口沿分别饰以大小相间的重环纹，圈足饰单体重环纹一周，盖面及腹部饰瓦棱纹。盖内与器内底对铭107字，分11列，每列9至11字。
此铭文记载的是一次周王到吴地太庙巡视并主持师酉的册命典礼的事件，大意就是册封师酉管理王的近卫部队并赐大红色的蔽膝，马笼头等物。师酉为报答和宣扬周天子的这次任命，特地制作了这套铜簋祭祀其亡父亡母，也希望其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周王恩德。
国博所藏师酉簋甲的器盖铭文虽轻微锈蚀，字口仍清晰可辨，其书法结体匀美、笔意纯熟，可以看作是西周中晚期金文的典型代表。在行文布局方面，铭文在保持纵向自然成列的同时，横向文字宽博雅致，错落有致，并无呆板；字形字体方圆兼施，收放自如，充满了婉转流畅、跳跃灵动的意趣。堪称研究、欣赏、学习西周中期金文书法不可多得的珍稀范本。
这件春秋“秦公”青铜簋1917年出土于甘肃省礼县红河乡西垂宗庙遗址。
此簋通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9.5厘米。为圆形，盖与器身相合成一略扁而圆的形体，盖顶有圆形捉手，面饰瓦纹，缘以细密的勾连纹。器侧为饰兽首的耳，无垂珥。口沿下饰勾连纹带，腹为瓦纹。圈足饰波带纹。铭文计123字，另有刻款18字。簋上的铭文是先墨书、后契刻模型、再翻范铸造而成，开创了中国早期活字模之先导。
传世琱（diāo）生簋一共有两件，均出土于清朝。过去被称为“召伯虎簋”，后来按铭文所记时间分别定为五年琱生簋和六年琱生簋。这二件琱生簋记述了西周晚期王朝贵族之间同一土地诉讼案纠纷的不同阶段，一个是纠纷的原因，一个是最后处理的结果。一件古代官司的前因后果永存于千年吉金之上，应该是古老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传统的特有文化现象。
六年琱生簋的通高22.2厘米，口径21.9厘米。敞口浅腹，腹壁较直，底稍收敛，圈足高于器体而外撇。鸟兽形双耳较粗壮，垂珥残损。通体饰宽带组成的变体兽纹。器底铸铭文11行105字此簋记述六年四月甲子日，召伯虎和琱生对于附庸土地的诉讼工作已经结束。
这件簋的造型别致，甚为罕见。另有表制大小相同的五年琱生簋，早年流失美国，现藏耶鲁大学博物馆，五年簋耳下有外折的垂珥，长度与耳相当，较国博的这件，品相更加完整。记述琱生与其父辈公氏之附庸土田杀减应贡的田赋，请求君氏减免并得到职掌的伯氏同意。此铭文于六年簋的内容前后衔接。由于两簋铭文都提到召伯虎参与诉讼，过去曾将其命名为“召伯虎簋”，实际上作器者为琱生，因而久已订正为“琱生簋”。
这件被称为“吴国第一铜器”的宜侯夨（cè）簋（guǐ），1954年出土于江苏镇江大港镇烟墩山。
此簋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足径17.9厘米，敞口，束颈，四兽首耳，浅腹，圈足较高，下缘附边条。腹部间饰涡纹、夔龙纹，圈足饰鸟纹。器内底铸铭文12行120余字，
大意为周康王册封夨为宜侯，赏赐他鬯酒（一种香酒）、铜器、弓箭和土田、山川、奴隶等。作器者夨原为虞侯，改封为宜侯。夨感激周王的恩德做此器，故名。
虽然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分封制始于西周初年周王对同姓和功臣的分封，大量史书也详细记载了当时分封诸侯的史实，但一直缺乏实物印证。而这件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宜侯夨簋是考古发掘材料并且明确记载了西周的分封情况，这就决定了它在研究西周分封制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因为铭文中的“宜”即在今（江苏）丹徒一带，也就是吴国的发源之地，宜侯夨簋又因其对研究吴文化的重要性被称为“吴国第一铜器”。
这件位列国博“中国十大青铜名器”的匽侯盂，1955年出土于辽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山嘴子镇海岛营子村。盂高24.3厘米，口径33.8厘米，足径23.3厘米，侈口、深腹、平底、圈足，圈足下缘有宽边切地，两附耳上部有横梁与器身相连。盂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布满夔风纹，鸟头像龙首而凤冠逶迤下垂。匽侯盂所施的夔风纹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华丽的长冠凤纹，显示了器主身份和地位的尊贵。盂口内壁刻有“匽侯做饙（fēn）盂”5字铭文。一是表明此盂是用来盛饭的器物，因为饙的本意为蒸熟的饭；二是作器者为“匽侯”。“匽”与“燕”通用，因此“匽侯”即为“燕侯”。
匽侯盂上的铭文虽有仅有几字，但它的发现证明了：燕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始封之君乃召公奭之长子，封地在蓟（今北京。北京房山琉璃河后来又发现了铸铭“侯”的青铜器，并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城址及燕国贵族墓地，这件匽侯盂由此成为推定此处为燕国始封之地的重要依据。
如果要评选国博馆藏最瑰丽的青铜器，绝对非这件嵌绿松石饕餮纹罍（léi）莫属！尤其对我这样的绿松石痴迷者来说，这件青铜罍就是我心中一件最精美的青铜器，没有之一！
此器高10.7厘米，囗径6.2厘米，底径7.5厘米，器直口，圆肩，腹部微鼓，下部斜收，平底。器肩、腹四转角处与器腹四面中部均置扉棱。器表通体铸槽，内嵌绿松石。器肩部四面中心饰以浮雕式兽首，器腹部四面各以扉棱为轴线，饰饕餮纹，角部较宽，内卷。整器工艺精湛，色彩瑰丽，在商代青铜器中实属罕见。
壶是古代盛酒或盛水器，始见于商代，春秋战国尤为盛行。春秋壶多扁圆而方，贯耳，圆足；周代的壶一般为圆形，长颈，大腹，有盖，兽耳衔环。这些传世青铜壶中最令人瞩目的除了河南博物院那件著名的莲鹤方壶，便是这件被西方学者视为“纪念碑式的壶”的曾仲斿父铜方壶！
此方壶通高66.7厘米，底 长30.8厘米，底宽23.8厘米。由壶盖和壶身两部分组成，器体横截面呈圆角长方形。盖身上宽下窄，下有子口以纳入壶体中，上有波带“莲瓣”状捉手（共有10个波带），盖面中空。壶侈口、方唇、束颈、颈两侧有立角兽首衔环耳；鼓腹略下垂；底部圈足外侈。壶盖缘和颈部各饰一周“S”形穷曲纹，口颈间饰一周波带纹，腹部上下饰两周波带纹，圈足饰一周垂鳞纹。器盖内与壶内壁均有铭文12字，其大意为“曾仲斿父用上等金属铸造宝壶”。
此器铭文所提到的国家就是周代被分封到汉水流域的曾国。虽然铭文中记载的曾国在历史文献中一直如石沉大海，但历年在汉淮地区发现的曾国青铜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布甚广，其中尤以曾侯乙墓最为著名。学者们研究发现，青铜器铭文记载的曾国，其实就是文献中记载的随国。因此，曾仲斿父壶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其高超的青铜器制作水平，还为我们揭开千年曾国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
此壶器体高大，通体以波曲纹为基调，动静呼应，虚实相谐。阴刻与阳刻，宽与窄的变化形成节律，气势凝重而华丽。一出土就被选为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首批出国展览的青铜器之一，被西方学者视为“纪念碑式的青铜壶”、归入“东周最出色的青铜礼器之列”。”
这件因作器者为“颂”而得名的西周颂壶一共有两件，一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国博收藏的这件颂壶高约51厘米，与台北故宫的颂壶相比，虽壶盖已佚，但形制几乎一模一样，大小相近，纹饰相类，作器者相同，可以肯定就是当初成双成对的存世之物。
国博收藏的这件颂壶器身呈椭方形，略呈方形而带圆。壶身颈部装饰一周环带纹，颈两侧各有一兽首耳衔环，腹部四面各装饰环带纹和浮雕双身蛟龙纹，龙头位于腹部正中，龙身向左右伸展，作盘旋状，在龙身和纹饰空白部位，穿插C形纹、夔纹，龙尾在器腹转折处成龙首而与侧面龙身相衔接，凸显纹饰立体感，方圈足饰垂鳞纹和窃曲纹。
颂壶铭文所记的“册命”之礼与《礼记·祭统》、《周礼》、《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有关记载大致相同，由此，可将其与这些记文相比较，从而订正以往的误读。
此壶形制优雅庄重，纹饰瑰丽，其长篇铭文对研究西周册命制度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也是关于西周商贾的重要史料。
说起中国最大、最出名的青铜盘，非这件晚清时期出土于宝鸡的虢季子白盘莫属。
此盘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 高39.5厘米，重215.3公斤。虽然名义上是接水、洗手的盘子，但造型更酷似一个大浴缸。器型作长方形，直口，方唇，口大底小，斜下内收的腹壁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微鼓，四壁各置一对兽首衔环耳，四足作矩形，器口缘下部周饰窃曲纹，腹部环饰波曲纹。盘口呈圆角长方形，四壁各有两个兽首，口中衔环。
虢季子白盘盘底铭文共8行111字，记述周宣王十二年（前816），虢季子白在洛河北岸大胜猃狁（匈奴的先祖），杀死500名敌人，活捉50名俘虏，宣王举行隆重的庆典表彰他的功绩，赏赐了马匹、斧钺、彤弓、彤矢。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
此器铭文语句以四字为主，语言洗练且修饰用韵，文辞优美，行文与《诗》全似，是一篇铸在青铜器上的诗。其书法字体端庄，清丽流畅，用笔谨饬，圆转周到，甚有情致，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更被列入国家文物局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清单，堪称国博的镇馆之宝。
这件号称“战国冰箱”的青铜器，长宽均为76厘米、高63.2厘米，是一件双层方形的青铜盛酒器，学名“战国铜冰鉴”， 1977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是战国时期的人们用来冰酒的，堪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冰箱”。
冰鉴是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的青铜套器。方尊缶置于方鉴内，其底部一侧有两个长方形榫眼，另一侧有一个长方形榫眼，安装时，把这三个榫眼与方鉴内底的三个弯钩扣合，其中一个弯钩的活动倒钩自动倒下后，可把方壶固定在方鉴里而不晃动。“冰箱”的工作原理是在尊缶（最中间的容器）内装酒，鉴、缶壁之间的空间放置冰块，使缶中的酒降温。
战国铜冰鉴为后人展示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的高超技法和先进水平，不仅成为了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证物，更是青铜铸造史上的的典范之作，堪称青铜时代的巅峰作品之一。
甗(yǎn)本身便是由上下两部分的甑、鬲组成的复合蒸食器。妇好墓出土的这件“三合一”的三联甗高44.5厘米，器身长103.7厘米，宽27厘米，重量约138公斤，是一套极为造型特殊的商代青铜甗。
全器由长方形鬲身和三件甑组成。器身有底和六条方足，上有三个高出的喇叭状圈口，口周饰三角纹和勾连雷纹。方案形鬲的顶面上铸有三条缠身龙纹，四角则以牛头为饰，案四周侧面分别是在一周垂三角纹上部铸出十二条动态的、面目狰狞的夔龙，其间以大圆涡纹相隔。三个圈口内置三件大甑，甑敞口收腹，底微内凹，有扇面孔三个，三个甑的双耳上部均做成圆雕的兽头，与环形的下体相连，恰似一双奋力向上攀登的猛兽；甑外壁口沿下各铸出一周两组的夔龙，每组两只聚首相对，双眼圆睁形似"目"字，弓身翘尾，跃跃欲动。在中间鬲口的内壁、甑的内壁及两耳下的外壁，都有"妇好"二字铭文。此器使用时，鬲腔内的热蒸汽分别进入三个甑内，三个甑中可分别放置不同的食品，既提高了热能的利用效率，也增加了食物的品类和总量。
此器卓尔不凡的构思与造型令人称奇，是前所未见的商代复合炊具，迄今国内仅发现这一件，海内孤品，被列为国宝级的青铜文物。
第一眼看见这件作册般青铜鼋，就感觉是一件非常珍奇的青铜器。
此器作爬行状的鼋（龟）形，探首，尾向左偏，四足外露，爪下各有一方钮作为支撑足。令人称奇的是鼋（龟）颈侧左肩部及背甲嵌入四箭：左肩部1支，背甲左部2支、右后部1支。皆为箭射入鼋体后露出的箭羽部分。鼋背铸铭文4行33字，记述丙申日商王行至洹水，射鼋，商王射1箭，作册般佐射3箭，全部命中，商王捕获了鼋，觉得很风光，便把自己捕获的鼋赏赐给作册般作宝物。作册般于是铸造了此器以做纪念。“作册”是商代史官职位的称呼，“般”则是人名，也就是做器者。
此器是仅见以鼋造型的器物，且是根据商王所射的鼋形制作的，不但丰富了像生类青铜器，也为研究商周时期的射礼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写实主义的表现风格，故弥足珍贵。
这件相传出土于河南辉县的“栾书”青铜缶作为春秋中期晋国的器物，一直被视为一件极具史料价值的珍贵文物。
器高48.8厘米、口径16.5厘米。器形似壶，小口，短颈溜肩，圆腹，矮圈足，圈足外缘有三个等距离的小长方形片状饰向外侧伸出，底部作十字形凸起。盖顶弧形，盖面内沿有三个等距离的小长方形微凸的卡。盖上和腹侧各有四个对称的环形耳，耳上有阴线的斜角云纹。此器光素无纹，仅颈、肩至上腹有错金铭文5行40字，好比素面上由艺术类文字组成的装饰图案。盖内也铸铭2行8字，由左而右，字皆嵌金，为春秋时晋国大夫栾书（又称“栾武子”或“栾伯”）的子孙祭祀祖先而作，但多年来此器被称做“栾书缶”。
错金相嵌铭文始于春秋中期，多见于兵器，而且仅寥寥数字。象《栾书缶》这样长篇错金铭文十分罕见，也是传世最早的错金铭文铜器。《栾书缶》铭文不但十分精美，而且铭在器物显著的位置上，比图案类纹饰看起来更加高雅清丽。铭文中有很多纵势的异体文字，其线条圆润婉转，婀娜多姿。哪怕千年之后，这些字形规整的错金铭文依然熠熠生光，真的是吉金生辉，光耀千秋了。
这件人形铜灯是一盏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古灯，因造型为人的形象，故称人形铜灯。
灯高约21.3厘米，盘径宽11.5厘米。整体为一位身穿短衣的男子，其双手各擎一带有盘柄的灯盏。盘柄呈弯曲带叶的竹节形状，灯盏下面的子母榫口与盘柄插合，可根据需要随意拆卸，铜人脚下为弯曲的盘龙形圆盘。灯具出土时，旁边还附有一柄供添油用的长柄铜勺。
此铜灯构造精巧，造型新颖，是不可多得的青铜艺术品。
铜贮贝器在上海博物馆和云南博物馆都有，国博也有3件，分别为：诅盟场面铜贮贝器、贡纳场面青铜贮贝器、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因为篇幅关系，本文仅介绍这件被称为史上最厉害的“存钱罐”的诅盟场面铜贮贝器。
这件西汉时期青铜器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遗址。通高51厘米，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出土时器内还存有一笔“巨款”：300余枚贝壳！此贮贝器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足。盖上铸1间屋顶呈人字形的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127个。房屋建筑在小柱支撑的平台上，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头梳银锭髻，戴蚌蛤式耳环，双腕套有壁形镯的女人，其形体较大，跣足高坐于后柱前，似为会盟祭祀大典的主祭人。女主祭人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左前方、右侧簇拥着参与祭祀的人员，面前摆放着祭品。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錞于的、有待刑的裸体男子、有持器盛物的妇女等，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还有一部分人物表现了各阶层生活场景，比如平台左右两侧椎牛刑马、屠系宰羊的场面；奴隶们正在准备食物的场景；各类人物在广场上进行交易，等等。
贮贝器是古滇青铜器中的独有器物，是滇王和贵族用来盛放现金（海贝）、珍宝的宝箱，更是滇王和贵族们权力的具体表现。2013年，此器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堪称古滇青铜器中的珍品。
国博的陶瓷器也是其馆藏的一大亮点。下面就按照陶器、瓷器的顺序择优介绍。
国博新石器时代著名的陶器藏品，除了那件同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半坡遗址博物馆重复的人面鱼纹陶盆以外，首推这件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这件新石器时代彩陶缸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红陶砂质。此彩绘陶缸外表呈红色，敞口、圆唇、深腹、平底，整体就是一直壁平底的圆筒形状。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器腹外壁的一侧就是著名的鹳鱼石斧图。
鹳鱼石图斧高约37厘米，宽约44厘米，几乎占据了缸体面积的一半，甚为醒目。整幅图内容分为两组，都是新石器时代的图腾鱼和水鸟有关：右边画的是一把黑线条勾勒的竖立的木柄石斧。斧身穿孔、柄部有编织物缠绕并刻划符号等。左侧为一只大圆眼、长嘴、昂首的洁白鹳鸟，鹳身微微后仰，六趾抓地，嘴衔一条全身涂白、身体僵直的大鱼。鹳鸟的大眼睛和鱼身轮廓皆以黑线条描绘。身材健美、轻柔白羽的水鸟同其面对的竖立石斧构成了一幅真实生动、古朴优美的彩色画卷，意境优美，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这件。
这件新石器时代前期仰韶文化的葬具经专家用碳十四测定，为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这幅画中的黑笔勾勒、填色画法已经具备了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画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中国画的雏形，极为珍贵，2003年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之首。
这件新石器时代的舞蹈纹彩陶盆也是国博的一件馆藏珍品。此器于1973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高14.1厘米，口径28厘米，底径10厘米，呈橙红色。上腹部弧形，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作为装饰，内壁饰三组舞蹈图。舞蹈图之间以平行竖线和叶纹作间隔，上下则钩以弦纹，上部一道，下部四道，使舞蹈图看去如在舞台上演出一般。舞蹈图每组均为五人，舞者手拉手，头面向右前方，右腿左前方跨出，步调一致，似踩着节拍翩翩起舞。所着服装不易分辨，但每人头上均有一发辫状饰物，身下也有飘动的斜向饰物，头饰与下部饰物分别向左右两边飘起，臂部亦斜向伸出一饰物。每组中最外侧两人的外侧手臂均画出两根线条。从画面看，五人动作协调，舞姿轻松自然，情绪欢快热烈，场面也很齐整。
这件舞蹈纹彩陶盆造型优美，用笔飞动流畅，线条奔放娴熟，人物造型简练活泼，朴实的舞蹈纹以单色平涂手法表现出类似剪影的效果。三组舞人绕盆沿形成圆圈，不仅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先民们群舞的热烈场面，更形象地传达出他们用舞蹈来庆祝丰收、欢庆胜利、祈求上苍或祭祀祖先的场景。可以想象到当盆中盛满清水时，舞蹈者矫健的身躯在水中形成的倒影该是多么的生动有趣，充满了生活的律动气息和精神上的享受。抛开熟练的制陶工艺，单就这热烈生动的舞蹈场面就折射出了原始社会工匠们日趋丰富的审美思想理念，反映出了五六干年前人们的智慧和生活情趣。这些思想在以后发扬光大，日趋成熟，终于铸就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也正因如此，作为距今约5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珍宝、远古时代的一幅现实主义佳作，此陶盆2013年8月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堪称国宝。
这件它集浮雕同绘画艺术于一身的裸体双性浮雕彩陶壶又称“彩陶堆塑人形壶”， 1974年出土于青海乐都柳湾，为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酒器。在国内出土的数以万计的彩陶器皿中极为亮眼，被誉为稀世艺术珍品。
此彩陶壶高33.4厘米，口径9.2厘米，泥质红陶；呈小口鼓腹造型、短颈、平底；腹部两侧有对称的双环形耳。器身施有红色陶衣，上堆塑裸体人像；上腹部以黑彩绘纹饰，特征和同时期常见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壶装饰差别不大。这件陶壶最大的亮点、也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外壁上的堆塑人像——男女复合体浮雕。
此人像呈站立状，五官俱备的粗犷面部位于壶颈部，小眼高鼻，八字眉毛，大耳，口微张。身躯和四肢位于壶腹部。人像两侧绘圆圈纹。其双手置腹前，乳头以黑彩点绘，人像下腹处塑有非常夸张的生殖器形状。壶的颈部背面绘有长发，长发下绘一巨大的蹲踞式蛙形人纹，此外，人像两腿外侧也绘有蛙纹。
此像为一集男、女为一体的两性人，是一种男女同体的崇拜物。专家研究与远古时期的萨满教有关。因为在萨满教信仰中，两性人具备沟通天、地、人、神的神奇能力。
此裸体浮雕彩陶壶作为早期以捏塑手法制作的陶器，反映了堆塑工艺的初创形态；又因其两性人浮雕形象与蛙纹的组合，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对研究原始宗教、堆塑艺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故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禁止出国文物清单，名副其实的国宝级文物。
这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陶鹰鼎的来历颇为传奇：1957年在陕西省华县太平庄墓葬出土后被当地的农民捡拾，成为装饲料喂鸡的“鸡食盆子”达一整年之久！最终被考古队员“偶遇”，这只有着6000多年历史的陶罐终于时来运转，迎来了辉煌的现在。
陶鹰鼎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最大腹径32厘米，由泥质黑陶制成。外形为一只伫足站立的健硕雄鹰，其双腿粗壮，两翼贴于身体两侧，尾部下垂至地，与两只鹰腿构成三个支点，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使器体稳定。鹰眼圆睁，有力的喙部呈钩状。一对翅膀收拢向后背，悠闲之中显出不怒自威的气势。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紧密结合似背抱状，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使整个鹰的身体有一种向外扩张的内在力量。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都能感到其慑人心魄的威猛气势，充满了抽象而又生动的神韵。
此陶鹰鼎整体线条流畅，肌肉饱满，浑厚有力，沧桑厚重中又夹杂着呆萌可爱，是原始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目前已发现的许多古代陶器上的各种动物纹饰虽然屡见不鲜，但以鸟类塑造的陶器却不多见。因此，陶鹰鼎的意义在整个仰韶文化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唯一以动物塑形的陶制品，也是唯一以鹰为塑形的陶制品，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于2002年1月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这件1957年出土于北京市昌平区松园村战国墓葬的朱绘兽耳陶壶为战国陶器的珍品。
陶壶高70厘米口 径20厘米，泥质灰陶，陶胎呈深灰色。壶由盖、身两部件组成。壶身造型吸取方壶、圆壶之所长，从颈到腹为上方下圆形式。长方形平盖。内侧有子母口套合。其颈部四周装饰华丽，各自对称分布有一对兽形耳和一对兽面衔环铺首，兽形壶耳似两只蜷腿、弓腰、回首的猛虎，朱色彩绘分叉的犄角、躯体和四肢；虎尾下垂略卷翘，恰与修长的壶体相和谐；壶身贴有格状宽带形成的四开光，遍体朱绘云纹和变形蟠螭纹，贴塑与彩绘组合成一只完整的怪兽形象。
这件仿青铜壶礼器的彩绘壶形制寓圆于方，即规整挺拔，又不失端庄典雅，纹饰不但精美，色泽也十分艳丽。朱彩历经千年仍鲜艳如新，令人惊叹。
这件就是国博著名的东汉击鼓说唱陶俑。
俑高56厘米，泥质灰陶，可惜2000多年的岁月已经褪去了陶俑身上原有彩绘。
陶俑头戴软小冠，并以长巾围绕一匝，皱纹数道的前额上打一花结。其张口露齿，眯缝双眼，露出活泼诙谐憨厚之态。上身赤裸，下穿长裤；赤足屈蹲在地面上，右腿扬起，脚掌向上；两臂戴有璎络珠饰，左臂下挟一圆形扁鼓，右臂平直，手执鼓槌欲击，开怀大笑的神情仿佛进入了说唱高潮，不自觉地手舞足蹈，动作表情活现出一位专注说唱的俳优形象。这生动传神、幽默风趣的神态每每感染了驻足观赏的参观者，使他们为之动容，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此俑整体造型古拙简练，眉飞色舞的人物表情着重表现说唱艺人的一种幽默欢乐的神气，其伸头、耸肩、眉开眼笑的诙谐神态，将说唱的现场气氛渲染得有声有色，极其传神，令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忍不住去想象他所说唱的内容，似乎看到了说唱者前面大批兴高采烈的听众，听到了他爽朗的笑声。这样极具生活气息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陶俑不但将一位汉代“说唱艺术家”的现场表演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反映了东汉时期塑造艺术的高度成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它证明了早在东汉时期，说唱艺术就已经广泛流传，是中国曲艺发展史上的重要实物资料。
这件以莲花为样的气势恢宏的青瓷作品被誉为“青瓷之王”。藏品名称为“青瓷莲花尊”。
瓷尊高49.5厘米 腹径31厘米长颈直口，溜肩，橄榄形腹，外沿饰有一对桥形耳，外撇高足。颈部装饰分三段：上段对称贴附两个飞天，中部刻饰三圈弦纹，下部贴附对称的忍冬、莲花纹构成的图案各二组。颈肩相接处有六个双系环耳，上腹和中腹为三层模印的覆莲以及一轮贴花菩提；下腹为一组单瓣仰莲。盖为僧帽形，盖顶有方形钮，在盖的四周雕饰有莲瓣纹;整个器物都以莲瓣的造型设计烧制，将刻画、浮雕、堆塑、模印、粘贴等多种装饰技法施于一体，纹饰华丽繁缛，气魄端庄宏伟。满施的青釉微微泛黄，釉色莹润，代表了南北朝时期制瓷工艺的高超水平，为青瓷珍品。
在本系列的陕西博物馆一篇曾经介绍过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五瓣葵口浅凹底秘色瓷盘，国博的这篇便简略介绍一下。
国博收藏的这件唐代秘色瓷碗同样出土于法门寺，高7.1厘米，口径25厘米，底径10.5厘米。敞口折沿，收腹，平底，底部留垫烧痕。其造型简洁，通体素面无纹，釉质匀净，肥润晶莹，深沉雅致。此碗作为法门寺地宫出土账册中明确记载的“秘色瓷”，因为稀有而珍贵无比，国宝级文物。
国博收藏的几件钧窑瓷器并不是集中在一处。其中的北宋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北宋钧窑天青釉托盏、北宋钧窑天蓝釉六方型盆在陶瓷馆中展出，后者器型很小；宋玫瑰紫釉花盆、宋钧窑玫瑰紫釉鼓钉洗在古代中国的宋辽金元部分陈列；篇幅关系，只介绍玫瑰紫釉花盆和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
此玫瑰紫釉花盆高22.7 厘米，口径 23.4 厘米，盆形似渣斗，敞口，斜颈，鼓腹，圈足外撇，足底有五处支钉痕迹。釉色紫蓝上浅下深,并出现与色地不同的呈不规则流动状的细线，俗称“蚯蚓走泥纹”。它的形成源于釉面在烧制阶段的翻滚使得重量不同的金属分子分离，呈现出釉层之上漂浮着浅釉，釉层之下沉积着深釉的特殊视觉效果。这也是是钧釉的特征之一，为钧瓷最令人称道的自然之美。
这件北宋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高14.4厘米，口径19.5-24.5厘米。口呈海棠式，紫蓝的釉色上浅下深，晶莹的天蓝釉色中隐隐映现出宛若玫瑰般的紫红，斑斓迷幻。此海棠式花盆紫兰的釉色同上面介绍的玫瑰紫釉花盆一样呈现出不规则流动状的细线，这些紫蓝的釉色自然晕散成斑，满布盆体，变化莫测，妙趣无穷。
此盆造型端庄，胎体厚重坚硬，釉面莹润匀净，月白色幽柔典雅，玫瑰紫色绚美艳丽。花盆外底所刻“重华宫”、“金昭玉翠用”等楷书题字，对于参观者来说是不可能看到，也不可能拍到的。这“重华宫”等刻字并非宋时宫殿名，而是清代造办处玉作匠后刻的。因为清代宫殿之内陈设文物均有档案，专门记录陈设文物的名称、件数及动态。宋钧窑瓷器的底部刻上清代宫殿名，只是表明它曾在清代宫殿中陈设过。
这件青蓝中呈紫红色的窑变瓷器给我的感受非言辞所能表达，只能说它是我心中对瓷器最美好想象的集大成者。
记得李苦禅说过，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尽善尽美也。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汝窑青瓷共有两件，其中的一件汝窑青釉洗就陈列在在古代中国宋辽金元部分展厅。
这件汝窑青釉洗高5.2厘米，口径16.7厘米，底径13.1厘米。圆口，直腹，平底。滴鼻有5个芝麻支持钉。通体素面，内外均施青釉，釉色如凝脂，淡雅柔和，色调与官窑器有些近似。开片细密，巧致敬雅绝。精细的窑工，秀美的造型，素雅的青釉，展现出汝窑“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诗意的美学风格。
这件北宋汝窑青釉洗同上面的汝窑青釉洗并非共列一处，而是单独陈列在国博 “中国古代瓷器”展厅里。
此洗仿金银器造型，口径16.4cm、高8.8cm、口径16.4厘米，足径13.2cm，圆敞口，口沿包镶铜口，浅斜壁至下渐收，平底，圈足外撇，通体素面无纹饰，瓷胎均为灰白色，与燃烧后的香灰相似，俗称 “香灰胎。满釉支烧，釉面开细纹片如鱼鳞，釉色呈现一种淡淡的天青色，釉面色泽莹润，釉如凝脂。此器原为清宫旧藏，1959年建馆时由故宫博物院拨借入藏。
国博的官窑瓷器基本上明确标明是南宋。因为北宋的官窑瓷器本来就传世极少。国博有南宋官窑粉青釉胆式瓶、官窑菱花形洗、南宋官窑粉青釉葵口洗、官窑粉青三足瓷炉、南宋 官窑青釉贯耳瓶、官窑粉青釉海棠式套盒等等。
这件南宋官窑粉青釉葵口洗高4厘米，口径12.2厘米，底径8.5厘米。六瓣葵花口，直腹，卧足。香灰色胎，底部满釉，有五细小支钉痕。通体施极其肥厚的天青色釉，釉面冰裂纹隐映，如冰似玉。该洗釉色莹润，薄胎厚釉，虽然官窑同汝窑比较起来，普通人看了很是混乱，“傻傻”分不清，但是官窑的釉色要比汝窑透亮一些，更青绿。南宋高宗赵构虽然在建立南宋后很快也烧成了官窑，但与北宋官窑相比还是有所差别：此器紫口铁足比北宋更明显，开片规律不一，瓷胎较北宋更加轻薄。专家由此推断，这件造型精巧的官窑葵口洗应是南宋修内司窑产品。
这件南宋官窑菱花形洗高2cm，口径12cm，底径9cm。口菱花形，铜镶口，平底。通体施米黄色釉，底有五细小支钉痕。釉层肥厚润泽，开片满布，为官窑精品。
这件官窑粉青釉三足炉为仿古器物。敞口,立耳,束颈,圆鼓腹,三矮足。高8.5厘米，口径15.7厘米，底径14.2厘米。整体布满粉青色的釉层，开片纹路自然，釉色晶莹透亮，闪现出玻璃光泽，为南宋官窑精品。
这件官窑粉青釉海棠式套盒目前陈列在陶瓷馆中。器高9.9厘米，口径16.8厘米，足径18.6厘米。子母口呈五瓣海棠花式，内为碗形，直壁高墙。香灰色胎，粉青色釉。此器胎薄釉厚，系多次施釉完成。釉色溢青流翠、含蓄内敛，莹润如玉。纵横交错的釉面片纹如天然的冰裂，大片纹间闪现小冰裂纹，是宋官窑佳品。这件海棠式套盒为国博所有官窑中唯一写明是“宋”代的展品，表明“可能”是北宋！
这件南宋官窑贯耳瓶在常设展览“古代中国”的宋辽金元部分展出。此瓶仿自古代青铜投壶造型，高14厘米，口 径2厘米，底 径5.8厘米。直口阔腹，瓶侧筒状贯耳与足部两侧长方孔相对应，可以穿系绳带。整器釉色厚润，端庄典雅，是南宋官窑瓷器中的珍品。
这件南宋官窑粉青釉胆式瓶目前陈列在陶瓷馆中。直口，长颈，削肩，肩以下渐硕，腹下半部丰满，器型如胆，圈足。香灰色薄胎，粉青釉肥厚晶莹，釉色清澈细腻，色如美玉，冰裂开片纹路自然，感觉这个釉层略薄于上面几件官窑。
宋代的五大名窑里，哥窑同官窑也有些接近，都有紫口铁足，都有蟹爪状的开片，只是哥窑的开片更加醒目，有“金丝铁线”的美誉。国博的哥窑只在陶瓷馆中有展，古代中国那里没有哥窑瓷器展示。
国博的哥窑瓷器有哥窑鱼耳瓷炉、哥窑贯耳瓶、哥窑葵口盘、还有一件“个头”极小的哥窑五方倭角洗。因为篇幅关系，本篇只介绍前2件。
这件哥窑贯耳瓶高11.5厘米，底径4厘米。双贯耳，长颈，鼓腹，圈足。通体施米黄色釉，肥厚莹润，蟹爪纹路的开片非常亮眼，呈现出哥窑瓷器典型的“金丝铁线”特征。这件造型小巧端庄，古朴敦厚的瓷器被标注为“宋”，而不是明定为“南宋”，看来是一件传世哥窑精品，自然也是一件宋瓷珍品。
这件哥窑鱼耳瓷炉标明为“南宋”。
此炉为仿青铜礼器式样。高8.8厘米，口径11.9厘米，足径9.2厘米。微敞口，束颈，鱼形耳，鼓腹，圈足，通体米黄色，釉色柔和润泽，炉体满布不规则纹路的冰裂纹开片，俗称“金丝铁线”。
因为传世哥窑瓷器为数不多，且多集中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及海外知名博物馆。所以这件标明为“南宋”的鱼耳瓷炉仍然格外珍贵，堪称珍品。
国博的定窑瓷器有白釉划花萱草纹碗、白釉印花双鱼纹盘、白釉划花莲瓣纹碗等，前2件在陶瓷馆中展出，后1件在古代中国的宋辽金元部分展出。同样因为篇幅关系，本文仅介绍后一件古代中国展厅的莲瓣纹碗。
划花是指用竹、木、铁等尖状工具在尚未干透的瓷胎表面划画纹饰的装饰方法。这件莲瓣纹碗高约15厘米，口径约31.8厘米，足径约15厘米。直口、弧腹、圈足，碗身施暖白釉，口沿无釉。外壁以划花装饰有纤秀自然的莲瓣纹，细薄润滑的釉面白中微闪黄，给人以湿润恬静的美感。莲瓣纹层次分明，线条清晰，繁密有致，划花线条较细，有较强的立体感，是宋代定窑划花瓷器的佼佼者，定窑白瓷精品中的精品。
这件龙泉窑青釉弦纹贯耳壶为宋代的盛水具。高33.3厘米，口径11.1厘米，足径12.7厘米。器形仿照古代青铜器中壶的式样制作，撇口，长颈，溜肩，鼓腹，圈足。颈部凸起弦纹4道，两侧对称置双耳。因瓶耳呈圆管状，俗称“贯耳”。腹部阴刻弦纹2道。
此贯耳壶瓶体硕大，器形古朴端庄，除足边无釉，里外釉层皆滋润凝厚，釉色青翠，为宋代龙泉青瓷中的珍品。
这件元青花蕉叶纹觚1980年出土于江西九江高安元代窖藏。此觚为仿古器形，高16厘米,口径7.5厘米,底径6厘米，造型古朴。从青花发色上看，与明代洪武时期仅略带“蓝”意、实则灰黑及永宣时期釉料深入胎骨、有非常明显铁结晶斑的青花瓷截然不同，应是使用优质进口钴料所绘制。青花发色浓艳，层次清晰，为元代青花瓷器中的精品。
这件就是国宝馆藏的青花名器-------元青花云龙纹玉壶春瓶。瓶高29.8厘米，口径8.4厘米，底径9.9厘米。瓶口部外敞平展，束颈，垂腹重心较低，颈、腹间过渡圆滑流畅，低圈足略向外撇，显出元代玉壶春瓶“细颈、瘦腹”的典型特征。此瓶器型稳重，风格秀丽，曲线玲珑。青花云龙图案简洁奔放，釉色莹润透明，青花发色浓艳鲜丽，浓厚处有黑色锈斑，符合进口“苏麻离青”发色特征，为元代青花瓷器珍品。
这件青花云龙纹罐目前陈列在国博瓷器馆中。
此罐高29.5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厘米，直口短颈，口径略大于底径，唇口稍厚，溜肩圆腹，肩以下渐广，至腹部下渐收，至底微撇。主体纹饰为共分为四层，第一层口沿处饰波浪纹。波纹以粗线勾勒轮廓，形如“江崖”，浪纹则以精细的线条画成，如篦纹之细密，浪、波之间留白。第二层在肩部由外粗线、内细线组成一组饰莲瓣纹。莲瓣内绘杂宝纹、花卉纹。第三层于腹部绘2条头小颈细、怒目而视的细长行龙形象。第四层底部纹饰为海水波浪纹，与腹部主题纹饰浑然一体，相映成趣。仔细观看瓶身，只见两只披发飘逸、角长如鹿的游龙腾跃于波涛汹涌的浪花之上，似在怒目追逐，又似在并驾齐驱，有一种惊涛骇浪聚集而怦然“滔天”的视觉观感。
整器造型丰满，端庄大方；绘画线条精细，笔触有力。釉质光润，几无晕散。青花用料均匀，色浓而薄，苍翠浓艳。青白两色交相辉映，散发出古朴而又灿烂的光彩，瓶身上2条身形修长的行龙奋爪腾身，威猛矫健的神态大有翻江倒海、气吞山河之状。这生动的构图加上赏心悦目的青花，每次都看得我心潮澎湃，为之驻足流连，不忍离去。
这件元青花凤穿花纹执壶高约23.5厘米，口径4.7厘米，足径7.3厘米，腹径13厘米，同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那件似为一对。
壶直口，口下渐展，粗颈、垂腹，腹下内敛，圈足微外撇。腹一侧安有上细下粗的长弯流，另一侧有如意形把柄，柄上端有一小系。平顶盖，圆珠钮。底白釉，无款识。流上绘火云纹，执柄上则有银锭、宝钗等纹饰，盖面绘菊瓣纹。器腹两面均绘凤穿缠枝花卉图案，间以火珠云及竹石纹。器身于青白釉下满饰青花纹样。
此壶造型规整，图案绘画自然洒脱，“凤穿花”主体纹样突出，通体纹饰满密而不乱。所用青花料汁深入胎骨，青花呈色纯正，浓艳亮丽，为传世元代青花瓷器中的珍品。
中国景德镇的釉里红瓷器虽然从元代开始烧制成功，但是早期成品率很低。直到明洪武时期，釉里红的烧造技艺才稳步提升，发色逐渐艳丽。这件明洪武釉里红缠枝菊花纹玉壶春瓶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此瓶高32.1厘，米口径8.3厘米，腹径20.1厘米，足径11.9厘米，大撇口，板缘，细长颈，垂硕腹，矮圈足。胎体较厚。器口缘内绘卷草纹，颈部绘蕉叶纹、回纹、海浪、如意纹，脚绘仰莲瓣纹，足鄙绘卷草纹。腹部绘大朵缠枝菊花纹。此瓶主体纹饰繁缛而层次分明，笔画流畅生动，釉里红呈红褐色，纹饰布局严谨，堪称明洪武景德镇釉里红瓷器的珍品之作。
明代成化时期的斗彩，是与宣德青花齐名的瓷中精品。
斗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相结合的彩色瓷工艺，明代称为青花五彩，其制法是先在胚胎上画好青花图案，罩上透明釉入窑焙烧；烧成后在预先留出的空白处以彩料填绘，再放入烘炉中低温烘烤即成斗彩。其特点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釉争奇斗妍，故后人称为“斗彩”。斗彩在明朝宣德时开始出现，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成就最为突出，是中国彩瓷发展的新成就。这件花蝶纹罐便是嘉靖成化斗彩的代表作。
此罐高9.3厘米，口径7.4厘米，足径9.4厘米，直口，丰肩，扁圆腹，圈足，底款为“大明成化年制”。罐体以青花、红、黄、绿、赭组成斗彩，图案主体纹饰为花卉，其间数只彩蝶飞舞，一幅春光明媚的生动景象。
这件花蝶纹罐器型小巧，图案点染生动，色彩明快鲜艳，雅丽精致。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静动兼蓄，交相辉映，既素雅洁净又富丽堂皇，给人以丰富热烈、颇有回味的鲜明清新之感，不愧为成化斗彩瓷器中的精品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在成化斗彩的工艺成就基础上，又发展成了著名的青花五彩瓷器。嘉靖五彩所用的彩料有红、黄、绿、紫、孔雀绿、黑彩等色，根据图纹需要，五色不定俱全，其中红、绿、黄为三主色，有的还加饰青花、金彩。纹饰色彩绚丽浓重，对比强烈。五彩瓷可分为釉上五彩和青花五彩，前者亦称之为斗彩，是经两次烧制而成；后一种则是青花和五彩同时上釉，一次成器。这件五彩鱼藻纹盖罐就是借青花五彩工艺烧制而成的明代影瓷精品。
此盖罐1955年出土于北京东郊。器高 46厘米，口径19.8厘米，底径24.8厘米。天地式盖，宝珠形钮，圆唇，短颈、丰肩，圆腹，腹下渐收，内圈足，底部用青花楷书 “大明嘉靖年制”款。肩部绘莲瓣纹一周，腹下部绘蕉叶纹一周，罐盖和腹部以多色釉彩描绘出荷花、水藻和游鱼等图案，红艳的长须鲤鱼游戏于蓝绿二色的繁茂水草间，怡然自得，恰似一幅“荷叶连连，连年有余”的吉祥景象。
这件大罐整体图绘疏密有致，层次分明。青花五彩明艳热烈，填笔简朴自然，堪称明嘉靖青花五彩瓷器之巅峰之作。
要说国博的瓷器中有哪一件印象最深，恐怕就是这件康熙年间的天蓝釉菊瓣尊了。
天蓝釉是一种高温色釉，由天青演变而来，为康熙时所创烧。它的化学成分含钴为2%以下，釉中的铜、铁、钛等元素均起呈色剂作用，而且成色稳定。它的釉色浅而发蓝，甚似天蓝，故名。
此尊高约17.3厘米，口径19.1厘米，底径15.8厘米，平口，圆肩，鼓腹，下腹部内收，平底。全器內外施天蓝釉，外底为无釉沙底，外壁为菊瓣形凸棱装饰。其天蓝釉色比汝窑的天青釉要明艳一些，但又比乾隆时代浓艳的蓝色要柔和得多。此器积釉呈色清浅柔和，莹润的釉面看上去即像晴空下的蓝天，又有些像我喜欢的“天空蓝”绿松石，给人以“雅俗共赏”的视觉感受。
天蓝釉器物在康熙时多为小件，以文房四宝类为多。而此件菊瓣形的天蓝釉尊器型硕大，颇为罕见。不仅如此，此尊造型别致，胎质坚密，釉色淡雅匀净，实为康熙时天蓝釉瓷器中的精品之作。
乾隆时期粉彩瓷器的生产工艺达到了高峰，不但品种齐全，装饰技法丰富多样，绘画水平也很高超，器型制作更是精美绝伦，这件乾隆霁青金彩海宴河清尊就集中体现了这些时代特点。
此尊原是景德镇御窑为圆明园海晏堂烧制的陈设品。高31.3厘米，口径25.1厘米。敞口，短颈，丰肩，鼓腹，腹下部内敛，肩颈之间雕贴一对展翅剪尾的白色燕子为耳。外壁施霁青色釉，以金彩绘蕉叶、缠枝花卉等纹饰，近足部饰粉彩仰莲纹及联珠纹。外底有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
此类釉色瓷器需多次入窑和施彩，制作集雕、贴、凸压之大成，工艺高超。霁青色象征河清，燕子与“晏”谐音，整件器物蕴含海晏河清，四海承平之意。
海晏堂是圆明园西洋楼最大的宫殿，也是圆明园中最著名的一处欧式园林景观。1860年英法联军大肆抢劫后火烧圆明园，海晏堂最终同圆明园的所有殿堂楼宇一样沦为废墟。其中的奇珍异宝更是流散殆尽。而这件来自海晏堂的霁青釉金彩海晏河清尊作为历经劫难的孤品，愈加显得弥足珍贵 ，也成为昔日圆明园辉煌历史的一件无声的见证，令人唏嘘。
国博玉器收藏的最大的亮点就是古玉。而古玉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新石器时代玉器。这里面最出名的就是这件1971年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的新石器时代玉龙。
此玉龙高约26厘米，由墨绿色岫岩玉雕琢而成，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这件玉龙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较早的龙形象之一，从其首部特征看，吻部较长，鼻部前突，并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2个并排的鼻孔，似有猪首特征。这件玉龙造型生动，雕琢精美，周身打磨光洁，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提到了最早的龙形象，自然也少不了传说中的 “凤”形象。这件1955年出土于湖北天门罗家柏岭的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凤形佩就是中国最早的“凤凰”。
此玉佩最大径4.7、厚0.6-0.7厘米，团凤形，镂空透雕，首尾相接。两面纹饰相同，凤首有勾形长冠，圆眼，尖喙，肩连双翼，尾部分为双叉，尾根上方琢一圆孔，为佩戴时穿绳所用。
此器构思新颖，双面团凤的造型充分展现了凤凰这一神鸟形象的灵动风采。整器浅浮雕、透雕、钻孔技术并用，打磨精细，气韵生动，代表了石家河文化玉雕的最高水准，为新石器时代玉器珍品。
玉器中的凤凰形象除了刚才提到的石家河文化时期凤形佩，这件1976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的商代玉凤佩，也是一件国宝级玉器。
玉佩长13.8厘米，宽3.2厘米，厚0.8厘米，黄褐色玉质，镂空雕刻。头似公鸡，头顶有齿脊状冠。圆眼，尖喙，胸部向外凸起，与尾连成弧线形，短翅长尾，尾翎分开两叉，爪卧胸下，整体形状为侧首回身状。凤鸟背中间有一突，突中有一小圆孔，可穿绳佩带。翅膀上雕刻四条阳线表示翎纹。此玉佩造型优美，玉质莹润，线条流畅，琢制精细。整器制作综合运用了浅浮雕、镂空、钻孔技术，抛光技术也颇为精到。此外，这件玉凤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中玉凤的造型风格、纹饰、雕琢工艺上都极为相似。只是相比于新石器时代的“团凤”，这件商代玉凤佩在外形上呈现出更为舒展的弧形，犹如将一面团凤拉伸开来的效果，给人以流畅和飘然欲飞的感觉，堪称商代玉器的传神之作。
这件战国云兽纹青玉璜1950年出土于河南省辉县固围村一号墓。其长约20.5厘米，宽4.8厘米，由七块和阗青白玉和两个鎏金青铜兽首衔接而成。中间的五块玉以铜片穿连，青铜片从五块玉中穿出后，左右两端各装饰鎏金青铜兽首，两只兽首分别衔着透雕的椭圆形玉，呈现出“玉振金声”的意境。
这件玉璜集阴刻、浮雕、镂空、接榫、碾磨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尤其是多节玉片配合金属衔接的技术，制作难度极大，但令人称奇的是，玉璜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侵蚀，青铜片与玉片依然衔接得吻合严密，毫无松动！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琢玉技术！这件代表了当时玉器制作工艺最高水平的云兽纹青玉璜因此被称为战国玉器之宝，也是名至实归了。
这件战国包金嵌玉兽首银带钩同上面的战国云兽纹青玉璜一样，1951年出土于河南省辉县固围村战国墓地。
此银带钩长18.7厘米，宽4.9厘米。带钩呈琵琶形，中部凸起呈弧状，底部为银托。钩首为一青玉雕刻的兽首，兽首以细线雕琢出圆眼、长鼻和长嘴喙，喙两侧有数道横线纹。额上有角，额头正中有一花蕾纹，上斜刻小方格纹。面为包金组成的浮雕兽面，两侧盘绕两条夔龙，倒向勾端，合为一首。与两侧夔龙方向相反，又蟠绕着两只凤鸟纹。脊背正中，均匀嵌入三块玦面刻有卧蚕纹的白玉玦。前、后两玉玦的中心孔各嵌入一个琉璃珠。青白色的玉玦色搭配精细的卧蚕刻纹。再衬以闪亮的银色、晶莹的琉璃珠，将带钩组合成为一件贵金属与美玉交相辉映的光耀夺目的珍宝，堪称金属铸造工艺和琢玉工艺结合的典范，被称为“中国古代最华美的带钩”。
以前在洛阳博物馆介绍过一件曹魏时期的白玉杯，这次再为大家介绍这件隋代的金扣玉杯。二相比较，可能会更有趣味。
这件玉杯1957年出土于陕西西安的李静训墓，由上等的和田玉雕琢而成。玉杯高4.1厘米，口径5.6厘米，底径2.9厘米，同洛阳博物馆那件高足玉杯一样通体光洁无纹，但其形状却是敞口、深腹、假留足的平底玉杯，口沿还镶有一周金带，而且不是酒杯，为隋朝时盛行的盛水器。
此玉杯造型凝练，小巧而典骓，摆脱了汉代玉器制作程式化的束缚，变身为非常生活化的器物。莹润的玉质配上金边，富贵而又气宇不凡，包含了“金玉满堂”的寓意，成为隋代玉器的一件经典作品。
远在东晋、南朝时，江南地区便出现了精细考究的饮茶礼仪，出现了许多新的茶具器形。比如茶盏托在唐代就很流行，以瓷器为主，也有做成金银、玉器等材质的。这件唐代玛瑙花瓣盏托便是其中的精品之作。
此盏托长15.5厘米，宽12.3厘米，高5厘米。器为四瓣花形，中间椭圆。外撇式圈足，与托贯通。抛光精致。玛瑙晶莹光洁，米黄色的玛瑙底色配上点缀其间的大小不一的暗褐色纹斑，显得斑斓而又富丽，灵动而又华贵，堪称唐代玉器制作的精巧之作。
这件为辽金时期的仙人贺寿山子。山子双面雕刻贺寿图，正面是仙人执拂尘乘鹤飘然而至，地面一童子手拿寿品相随，另有两头鹿恬静地凝望着仙人的到来。背面是一位老寿星站立在山林间，伴随有童子、鹿、鹤。
此玉件雕工繁复而层次分明，浅浮雕、镂雕、圆雕工艺精湛，玉质油润，寓意吉祥，为辽金时期玉器的代表作。
这件鱼莲巾环是国博收藏的一件宋代玉器。
器镂空单面雕刻一身体弯曲呈游动状的鲤鱼，尾上翘，跃动于莲荷之间。鱼身光素无纹饰，只有鱼鳍部分雕刻阴线纹。一枝结着花苞的莲梗从鱼腹绕到鱼身上方，同鱼腹形成穿带用的大孔。此类造型即呈现出图案化、艺术化效果，也注重实用细节，表现出宋人的将艺术生活化的审美取向，实为一件艺术性与实用性完美结合的宋代玉器精品。
这件持莲童子白玉佩据传为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的御用扇缀。
玉佩整体造型为长方形块状体，周身布有均匀的黄色点片状沁，俗称“桂花沁”。头梳短髻的童子直鼻杏眼八字眉，樱桃小嘴，双耳贴近脸部。其身穿近膝的无领对襟衣，下身着双线斜方格十字纹肥大筒裤。双手握高过头顶的莲荷，一手上举，一手平持，莲荷枝叶蔓长，荷叶舒展，花瓣厚实饱满。童子前脚站立，后脚翘起像踢毽子，侧首扭身准备将手持的莲花插在右侧瓶中。
玉佩以浮雕结合镂雕为主，线条简约，纤细流畅，玉质温润，沁色美观。童子与花瓶的组合寓意平平安安。温文尔雅的童子、童子手中怒放的莲花、舒展的荷叶，使整件玉器显得生机勃勃，为宋代童子题材玉器的精品。
这件景宗降虎玉摆件也是国博收藏的一件宋金时期经典玉器。
此件为秋山玉题材的摆件，取自《辽史》中“景宗降虎”的记载。头戴冠帽的景宗端坐洞石旁目视前方，身旁的老虎温顺、安详地伏卧在景宗脚下，毫无凶狠之态。虎头有阴刻“王”字，虎鼻与眉相连，身饰双阴线虎皮纹，两层排列，尾较长，上饰“二”字形短阴线。
此玉器摆件工艺简洁，造型质朴，玉质莹润，景物刻画传神，寓繁于简，静中有动，老虎的雕琢巧用了玉色的黄色沁斑部分，可谓匠心独具，为宋金时期玉器摆件的一件上乘之作。
这套菊花耳荷鹭纹玉杯盘为明代玉器。
此套器物为一杯一盘。杯高5.5厘米，口径5.9厘米，足径3.3厘米；盘长18.7厘米，宽14.6厘米。 杯为菊瓣形口，圈足，两侧透雕菊花形耳。杯身从上至下共三层菊瓣，上下18瓣，中间16瓣，双耳菊花为12瓣。托盘为长方形，浮雕有鹭鸶、荷花叶、螃蟹纹及水波纹，盘中心有圆形杯托，用于置放玉杯。
此套玉器造型奇巧精美，纹饰雕刻逼真精致，玉质温婉油润，吉祥的鹭鸶纹与莲花搭配寓意科举连中。端详此盘雕琢的景物，不禁令人想起了唐诗中“雪衣雪发青玉嘴，群捕鱼儿溪影中”的诗句，美景美器在旁，实为人生一大乐事！
这件青玉六蜻蜓环耳双联洗的材质并不名贵，因为青玉产量大，占和田玉产量的一半以上；但是却以构思奇特的造型堪称清代陈设玉器的珍品。
此器高6.7厘米，最长23.5厘，最宽15.6厘米。由两个四角洗的各一角相联为一整体，其余六角上各雕蜻蜓一只，每只蜻蜓衔玉环一只。这件玉器虽然虽不是中国古代玉器制作的巅峰代表，却有一种端庄别致而又简洁亲切的感觉。玉洗体积硕大，玉质油润温婉，玉色精致灵动。每次看到它，总会令人想起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的古诗，心中也会感悟古代言玉的经典名句“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这大概就是文物观赏带给我们的精神慰籍吧。
国博的金银器洋洋大观。其中最令人惊艳的就是那2件南北朝时期的金步摇。我曾经从中获得灵感，创作过一篇珍宝系列的短篇小说《北魏冯太后的2件金步摇》，所以对这2件金步摇颇有亲近之感。
作为中国古代妇女的重要头饰之一，步摇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文献中。树枝形状的步摇多用金玉等材料制作，其上缀有花鸟禽兽等装饰物。当佩戴者行走时，饰物会随着步履的颤动而不停地摇曳，因此得名“步摇”。魏晋时期的步摇成为常见的头饰。而金质的步摇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风靡一时，是当时鲜卑族妇女所佩戴的步摇冠上的一种装饰。
这件1981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乌盟达茂旗的南北朝牛头鹿角形金步摇，长约19.4厘米，重87.37克。金步摇的牛头面和角是以范浇铸而成。牛面额较宽，颊内收，嘴角向外撇，吻部平整，其清晰轮廓与牛脸极似。面部器官分别以鱼子纹进行勾勒，并分别镶嵌白、兰、绿等色料石。两牛角中间有一鹿角形支叉，先由一个主根生出两个支根，再向上分为四五个小支叉，每小支叉梢均有一金环，每个枝梢挂桃形金叶一片，总计为十四片，每片金叶均可摇动。这件造型逼真的近步摇显示了南北朝时期精湛的金银工艺，为国博金银器中的珍宝。
这件马头鹿角形金步摇1981年出土于内蒙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同上面的牛头鹿角形金步摇一样，都是南北朝时期的文物。
此步摇高16.2厘米，重约70克。基座为马头形，马头上镶嵌有2颗紫色水晶，顶上分出鹿角形的枝杈，每根枝杈上镶嵌有水滴形状的绿松石和白色琉璃，枝杈的梢头卷成小环，每一个环上都悬有一片金叶。此件马头鹿角形步摇冠同上面的牛头鹿角形金步摇在形制上非常相似，为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妇女的时尚头饰，也是其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
国博收藏有很多金印，比如山东省日照市出土的西汉“石洛侯印”金印、“和硕醇亲王宝”金印、“滇王之印”金印、汉归义賨（cóng）邑侯金印，篇幅关系仅介绍后面2枚金印。
这件就是1956年在云南晋宁上蒜镇石寨山遗址古滇国国王墓葬出土的 “滇王之印”金印。
此金印用纯金铸成，印面呈正方形，边长各2．4厘米，高2厘米，重90克；蛇钮，蛇首昂起，錾刻有鳞纹的蛇身做盘曲状。纽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文乃凿成，笔划两边的凿痕犹可辨识，篆书，白文四字“滇王之印”。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枚“滇王之印”与这一历史记载相符合，是云南隶属中央政权最早的物证。除了这枚“滇王之印”蛇纽金印，考古发掘的汉代金印还有1784年在日本博多志贺岛上出土的“汉倭奴国王”金印、1981年在江苏扬州邗江县营泉镇汉墓出土的“广陵王玺”。此玺龟纽金印在印面尺寸、篆刻字体和印纽形制等方面与前两枚金印十分相似。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充分印证了汉代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印证了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史记》中记载的真实可信。2013年此金印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更使得这枚“滇王之印”蛇纽金印从此成为一枚家喻户晓的珍贵历史文物。
这件1890年出土于奉节县南岸甲高坝双河口的汉归义賨（cóng）邑侯金印高2.5厘米，边长2.3厘米，方形，驼纽。字体为汉篆阴文，符节印玺，可能是高祖刘邦为汉王时颁发给賨邑侯的。“賨”为古代巴人的他称。“汉归义賨邑侯金印”在奉节境内发现，印证了西汉中央政权对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管辖统治，是一枚珍贵的古代金印，弥足珍贵。
这对隋代金手镯同上面介绍过的白玉杯一样，都是1957年西安市李静训墓的出土文物，同期的文物还有后面的镶宝石金项链、金银珠花头饰。
此金手镯长径7厘米，短径5.5厘米。手镯为椭圆形，每个分成4节，各节两端较阔，上嵌半球形透明无色宝珠。各节以方形嵌青绿色玻璃珠的小节相连。其开口处有一钮饰，一端为花瓣形扣环，上嵌小珠6个，另一端为一钩，钩端亦嵌一珠。钩及环之另一端为活轴，可自由开合。轴端套以小珠，尚残留一粒。
这对金手镯小巧精致，工艺精湛，为隋代金银器中的珍品。
这条璀璨夺目的嵌珍珠宝石金项链也是1957年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的文物。我曾经写过一篇《唐代彩塑佛像里的镶宝石金项链》，因为找不到配图，便将此图片作为插图，还为此将原先写好的文章做了些改动，以便“图文并茂”。
此项链长43厘米，重91.25克。项链由28个金质球形链珠组成，每个球形链珠均由12个小金环焊接而成，其上又各嵌珍珠10颗，项链上端正中为圆形金饰，内嵌一凹刻花角鹿的圆形深蓝色宝石。项链下端居中为一个镶嵌鸡血石的圆形金饰，鸡血石四周嵌有24颗珍珠，左右两侧各有一菱形金饰，上镶嵌蓝色珠饰。菱形饰旁边又各有一圆形金饰，一只中心镶嵌蓝色宝石，另一只中间的宝石已脱落。周缘都各镶嵌珍珠一周。圆形鸡血石下挂一心形金饰，上镶嵌一块长达3.1厘米、极为罕见的浅蓝色宝石。
仔细观赏整条项链，鲜红的鸡血石、宝蓝的青金石同洁白的珍珠交相辉映，在橙黄的金链烘托下，更显得格外宝光四溢，雍容华贵，如此华贵精致的金项链，堪称一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
这件金银珠花头饰也是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西郊隋代李静训墓出土文物。
银托把长6厘米、宽3.2厘米。
头饰下部以金片作成三叉形插、圆台座,上插有粗金丝编的花枝,枝头满缀金、银箔裁成、嵌珠为蕊的五瓣花朵;冠上缀金丝编成的蝴蝶，蝴蝶的双眼、躯体皆嵌有珍珠。最令人惊奇的是，中空的蝴蝶身体可以放置香料，为主人驱邪护身，如此精湛的工艺制作的金银头饰真可谓匠心独具，巧夺天工。
除了前面介绍的白玉杯，当年的李静训墓还出土有一件高足金杯。
此金杯高5.7厘米，口径5.7厘米，重49.4克。大口，口沿外翻，上有凸弦纹一周，系用一圆环焊上。其下为高足，中空，作喇叭状，足柄及底缘亦各有焊上的凸弦纹一周。足柄上端先粘焊一圆片，然后再焊合于杯身。
此金杯造型简洁，化繁就简，更显端庄华贵，为隋代的一件极为精致、大气的金器代表作。
这件1979年内蒙古赤峰洞后村窖藏出土的鎏金鹿纹银鸡冠壶被誉为“马背民族的风情物”。
壶高26、底长21、宽16厘米，壶身形似马镫，又称皮囊壶，其源流是北方少数民族的皮质容器，易于捆扎固定，方便携带，适合于游牧民族生活使用。此壶提梁作鸡冠状，中有一孔，壶盖与壶身以银链相连，盖面錾刻对称的四瓣花纹，口缘錾刻8个四瓣花纹。壶颈较高，环刻缠枝纹。壶身起鼓，两面錾刻图案相同:两个相套的菱形图案，边框由花瓣和联珠组成。外层菱形图案之外四角各錾刻一组缠枝花草，内层菱形图案以鱼子纹为地，正中錾刻一只卧鹿，神态安详自若。鹿前后上下各錾刻山石、灵芝、海水，犹如仙境。壶身正面呈三角形，三条边仿皮绳纹，鱼子纹地，上錾有上下交错的四瓣花纹，左右对称，共24簇。纹饰部位皆鎏金。
这件银壶的纹饰、制作工艺与唐代中后期相近，体现了契丹民族与中原地区的交往和文化交流，但器形和装饰花纹又具有游牧民族的独特风格，作为目前发现的惟一一件辽代银质鎏金马镫壶，此壶堪称辽代金银器中的精品。
帽花是古代套在便帽上的装饰品。
这件1953年出土于上海青浦的金嵌珍珠宝石帽花为元朝的饰品，长5.8cm，宽2.5cm。帽花为双花对开形，花瓣、花蒂以金线掐出轮廓，金丝花网填饰其间。底托有穿，可以缝系在帽冠之上。2花朵中间为一嵌宝石的圆形金饰牌。圆形金牌2端各嵌有一颗白色珍珠。2花朵中间各嵌有不规则长方形青金石一颗，2花朵顶各嵌一颗白色大珍珠，2花蒂中间各嵌一颗圆珠形绿松石。
这件带有游牧民族风情的帽花做工精致，金累丝同绿色的绿松石、蓝色的青金石、白色的珍珠交相辉映，非常亮眼。有一种云鬓珠翠间的豪爽和华贵，堪称元代金银工艺的上乘之作。
这件明簪镶宝石金冠1958年出土于江西南城县益庄王墓。益庄王朱厚烨为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此金冠是其妃万氏的随葬品。
冠高5厘米，宽13厘米；簪长11.2、11厘米。冠体如一件覆扣的椭圆形钵盂。冠由圈、盖、檐和舌四部分组成，通体以卷叶形金丝焊接而成。冠底以金圈围成椭圆形，饰镂空金丝花纹，圈上覆椭圆形冠盖，中线处为两条拱形横筋，夹嵌9颗各色宝石，又有九条纵筋平均分布，与横筋一起形成冠盖的支架；冠圈前后左右各有一片檐，后檐接两舌，檐面、檐角和舌面、舌角都嵌有红蓝绿宝石。冠盖横筋左右底部各有一小孔，孔内各插一枚錾刻花纹、伞形簪头的金簪，用于固定头发。簪柄压印“银作局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月造金五钱”字样；冠盖前端中间亦留有一簪孔。
此金冠造型别致，细如头发的金丝编缀精妙，金灿灿的冠体与其上对称镶嵌的55颗各色宝石交相辉映，精美绝伦，充分体现了明代金银工艺的高超技艺，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这件明楼阁人物金簪同上面的簪镶宝石金冠一样，都是1958年江西南城县益庄王墓出土的珍贵金银首饰。
此金簪长18.2厘米，宽6.7厘米，云形簪首上有一重檐楼阁和五座牌坊，每座牌坊内有一舞蹈人。这类造型的金簪在明代极为流行。国博共藏有九件益庄王墓出土的楼阁人物金簪，均为益庄王妃生前佩戴的头饰，其设计、制作上极尽工巧之能事，这种高超的累丝工艺需将金料拉成极细的金丝才能编织成各式花纹，极费人力、工时。由于在制作中大量采用了线空技术，使沉重的金簪既轻巧玲珑，又绚丽耀眼，为明代金银饰品中极为精美的艺术品。
这件清代金镶石珠指甲套使人想起了慈禧太后留存照片中的细节！西太后几乎每一张照片，双手都戴着这样金碧辉煌的指甲套！这几乎成为清朝后妃日常穿着的标配，好像现在女人身上的包包一样，绝不可少。
此金镶石珠指甲套长10厘米。用细金丝编织焊接而成，上部弧形，套环图案上缀五朵兰花，兰花以珍珠串和红绿宝石组成，兰叶为点翠装饰。整个指甲套修长秀丽，十分华贵，细微中见精巧，工艺精湛，用料豪华，堪称小巧玲珑的清代金银器珍品。
前面介绍过南北朝时期的金步摇，现在以这件清代的镀金点翠鸟架步摇作为国博金银器的结尾，颇为巧合。
此步摇长23.5厘米，步摇顶端为龙头形，龙嘴下坠拱形鸟架，小鸟立于架中，口衔竹叶，其左右各一饮水罐；架下垂三串竹叶，每串三层；龙头、鸟架、小鸟、竹叶均为点翠装饰。步摇上蓝色的点翠同黄灿灿的金色相得益彰，看上去雍容华贵，可以相见当清宫里的后妃们插髻为饰，走过紫禁城各处宫殿时金、翠闪耀，珠光摇晃的身影，该是一道多么活泼喜人的宫闱俪影景象。巧夺天工的步摇如此摇曳生辉，也不枉这宫廷金匠煞费苦心的精雕细琢了。
国博收藏的中外古代钱币也有很多罕见珍品，比如陕西省咸阳市出土的西汉金五铢、陕西省咸阳市底张湾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山西省五台山出土的宋代淳化元宝金币、洪武十六年（1383年）的“花银”银锭、万历十六年（1588年的“京库金花银”银锭、光绪大清金币、咸丰六年（1856年）的上海县号商经正记足纹银饼、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饷金五钱金币，等等。篇幅关系也仅介绍这件淳化元宝金币。
这枚1958年出土于山西省五台山出土的淳化元宝金币的钱径为2.4厘米、厚0.12厘米、穿径0.5厘米、佛像隆起0.2厘米，金质，成色96%，重12克左右
此金币为宋太宗于淳化年间巡幸五台山时敬佛而铸。面文 “淳化元宝”。背雕像，穿右为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的佛，左为双手合十站立在莲花瓣座基上的善财童子，上缘有戳号“二”字。两尊佛像神态逼真，栩栩如生。这批佛像金钱显示出宋政权对佛教的重视。
国博的珍贵书画虽然很多，但是同所有的博物馆一样，都是因为保管方面的需要沉睡在馆内的库房里“养在深闺人未识”，只是在一些联展、特展的时候才偶然露面，留下令人回味的“惊鸿一瞥”。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每次去北京开会、出差、学习，我的习惯都会往国博泡上一整天。这前后百儿八十次的下来，终于有机会看到了一些馆藏字画。比如2019年国博“中国古代书画”展，一下子就看到了宋代《辋川图卷》、《果熟来禽图团扇面》、《草书七言绝句团扇面》；元代《行书致张景亮信札册》、《饮饲图卷》；清代八大山人等名家画作几十幅，堪称人生一大幸事！
按照我写博物馆游记的习惯，书画部分基本上都是按照年代顺序介绍。所以这国博的书画介绍就从北宋黄庭坚所书《明瓒诗后题卷》开始。
黄庭坚所书明瓒（即唐代懒残和尚）的诗卷，已为后人分割为二，现仅存后面的题款，即本卷。此卷纵25厘米，横1004厘米，每字直径约20厘米，全文为：“元符三年七月，涪翁自戎州溯流上青衣，廿四日宿廖致平牛口庄，养正致酒弄芳阁，荷衣未尽；莲实可登，投壶奕棋，烧烛夜归。”又有小字：“此字可令张法亨刻之。”卷首卷尾有南宋贾似道、元赵孟頫、明项元卞等人的鉴藏印记。为黄庭坚传世不多的真迹之一，颇为珍贵。
这幅《雪窗读书图》为南宋画院水墨苍劲一派的开拓者李唐名作。
此图绘雪中山景。左侧山崖陡峭，树木苍郁，枝叶茂盛。远山如带，气势雄峻。山崖脚下有一处柴门紧闭的院落，竹丛与木枝围成篱笆旁的茅屋内，一人临窗坐读。
此画布景严整，构图新奇雄峻，是典型的边角取景。山石用大斧劈皴，去繁就简，创“大斧劈”皴。所画石质坚硬，笔墨峭劲，立体感极强。房顶的树叶以点虱法画成，而房屋周围的竹叶则是以书法的撇法画成，可见画家技法是多么细腻多变。而密密麻麻的竹叶、树叶与简略疏朗的山石、屋顶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密疏对比，增强了画面的即视感。但也有人认为此画皴擦零乱，缺乏严正秀润的内在神韵，系宗法李唐者墨笔而非李唐真笔。更有人指出画作左侧下部的“李嵩”、“李宗成”名款均是作伪后添加。倘若伪作如此，大概也可以荣膺“伪造高手”的桂冠了。
这幅长近10米的画卷就是宋代佚名画家创作的《辋川图卷》。此卷纵43.8厘米， 横955.5厘米，纸本水墨 。亲睹此画是在2019年的一次联展中。而国博能将近10米的宋代名画从库房中选出并全部打开展出，极其难得，也颇为不易。
辋川位于今陕西蓝田，唐时为诗人宋之问的别墅，王维晚年曾隐居于此，在此留下了大量诗文和画作。他的神作《辋川图》就是这一时期在清源寺墙壁上所作的单幅画。王维将诗歌、音乐、绘画等全部艺术手段都倾注在画上，开启了后人诗画并重的先河。
王维之后，无数人以此为摹本创作《辋川图》，尤其是明代董其昌等人把王维尊为南宗画祖后，辋川也成了历代文人心中的圣地。而国博这幅《辋川图卷》更是后世临摹《辋川图》中的精品。
此《辋川图卷》以唐代王维《辋川图》或其他宋人所摹王维《辋川图》为蓝本摹绘。画卷无名款,前无引首,后无题跋。以水墨笔法将辋川二十景绘于一卷。全图山谷葱郁，云水飞动，山水树石皆笔力雄壮。显示出王维画作“诗画兼容，意境至高”的内在神韵。
这样一幅画卷看上去就是几处寻常小山丘，并无奇景，而且只存王维当初画法的一点形态，时有雾里看花之感。然而其能成为一幅名画，自有其过人之处。此卷特别之处在于，全卷用墨特别多，用笔反而不居主要位置，这是宋人罕见的画法，用如此画法临摹《辋川图》，显示画家意在遵循《辋川图》的宗派，而不是重视画法。如此一卷墨气淋漓的《辋川图》，虽然画中山川、名称无误，但是由于笔墨的不同，带给人完全不一样的观感。
另一方面，由唐代辉弘大气的审美理念梳理分析，当时主流审美都是是装饰性图案为主，与后来宋代“市民化”的审美差异甚大。《辋川图》是在这种带有装饰性审美的环境中发展出来的，却与当时的主流审美格格不入，仅与后世审美吻合。《辋川图》在当时是异类，却成为后世的基石。又鉴于王维《辋川图》现已不存，此幅画作做为最接近王维时代的临摹画作，是研究王维绘画和南宋美术的重要资料，自然就弥足珍贵，堪称国宝了。
这幅《果熟来禽图》团扇面也是一幅宋画名作。
此画纵26厘米 ，横25厘米，绢本设色。扇面中心绘一昂首翘尾的红鹦嘴鸟立于折枝之上，颇具生气；残叶掩映的几颗熟透的果实，描绘出了深秋“硕果累累”的喜人意境。画面左下方一枝三果，不仅把枝、叶的穿插交待得清清楚楚，而且注意了三果之间一正、一侧、一背的空间关系，富于体积感。画家用细笔勾勒小鸟的外形，描画出蓬松的羽毛再加以墨色晕染，使小鸟的形象更加的生动可爱。另外，画家以极其活泼的折枝画法突出表现了枝叶、果实的色彩和禽鸟的真实情态，木叶的枯萎、残损、锈斑，果子上被虫子叮咬的痕迹都被一一描绘出来，显得真实、直观。但是和北宋画院过于严格的写实要求相比，此幅构图变繁为简，显得空灵、生动，设色也变重彩勾填为轻敷淡染，黄绿的叶子，淡红的果实，鹅黄的小鸟，所有的色调都调和得而自然明丽。
因图中所绘果实为沙果，古称“林檎”或“来禽”，据说因果实味道甘醇甜美，常能吸引禽鸟聚集而得名。故名。
此团扇面设色典雅，工笔细致，具有典型宋代院体画特征。与故宫博物院藏宋代林椿绘《果熟来禽图》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代佚名绘《苹婆山鸟图》，如出一辙，概为同本。
此“小品”诗情、画意相结合，画面看起来轻松自然。图卷虽不盈尺，却生动活泼，满满的写生形式。在色香诱人的果实和小鸟活泼灵动的神态里，画外的情趣、诗意与画意相结合，加强了花鸟画借物抒情的目的，令人赏心悦目。
历代帝王中，纯粹因书法而得后世认可的恐怕也只有赵构一人。其自幼受父亲宋徽宗影响嗜好艺术，退位后更是“以书法为事”，对“二王”、智永、孙过庭等晋、唐法帖进行潜心研习，自成一家。
这幅《草书七言绝句团扇面》纵24厘米，横23.2厘米。绢本。“欲寻秋景闲行去，君病多慵我兴孤。可惜今朝山最好，强能骑马出来无。”20字抄录自白居易《绝句代书赠钱员外》诗一首。末行左侧钤“德寿”朱文葫芦印。通篇行距疏朗，用笔圆劲，清秀中寓老练，笔法神韵颇有 “二王”遗风，为晚年佳作。在短短一百五十三年南宋朝，流传下来的帝王书迹，不过数十件。而高宗算是其中最多的，这些流传的独立书迹不足十件，由此可见这件作品的珍贵。
这幅元代任仁发创作的《饮饲图卷》也是在2019年国博“中国古代书画”展时才得以欣赏到的元代名画。
作为元代著名的水利专家，任仁发于政务余暇之余热爱绘画，尤以画马见长，是继唐代韩干之后又一位以鞍马画著称的绘画大师，此《饮饲图卷》便是其画马题材中最为精彩的一幅。图中绘骏马九匹，圉官四人，僧侣一人，描绘的是皇家豢养的宝马良驹，表现了豢马机构日常的工作情况。全图造型精准，勾勒劲细，展现出画家极为高超的绘画技巧。
在南京博物院一篇里曾经介绍过黄公望的《水阁清幽图》、《富春大岭图》，这次再简单介绍其《溪山雨意图》。
此图横217.5厘米，纵30厘米，画中描绘了笼罩在烟雨中的的江南山水，近景是沙坡草石和松林，远景主要是用披麻皴法画出的山景，间有茅舍杂树。此画运用中国绘画传统的散点透视技法“三远法”中的“平远法”，有一种“画格超凡俗”的气韵，彻底改变了南宋院体画留下的因循守旧的风气，开创了中国绘画的新局面。
这幅元代赵孟頫作品《行书致张景亮信札册》是赵写给外甥的一封家书。主要谈及代濮润之子向景亮之女求婚的事情。
书札以碧色纸写就，系将一封多页信函装裱成册页形式。每开纵29厘米 横11.5厘米，共2开4副。这虽然只是一封普通书信，但法度谨严，用笔遒劲，体势朗逸，风格柔媚，有赵孟书法“匀净平顺”的典型特征。由于这类书信不同于正式书作和公文，整体较为随意，富于变化，反倒给人以酣畅淋漓之感，是赵孟頫中晚年行书上乘之作。
我在南京博物院一篇曾经介绍过倪瓒《古木丛篁图轴》、在上海博物馆一篇也介绍过他的《渔庄秋霁图》轴。因为个人很喜欢倪的画作，便在此将国博收藏的这幅《水竹居图》也介绍一下。此画纵48厘米，横28厘米，纸本设色，画家以青绿设色描绘了江南山峦的初秋景色。
《水竹居图》为“一水两岸”格式，即由近坡、中水、远丘组成的“三段式”构图，中有自题诗句。画中山势低平挺秀，山前有潺潺碧水环绕，间有坡石、水渚、小桥相错。近岸处坡石层叠，渚坡上有数棵参差交错、虬枝繁叶的杂树；近岸平地有一茅舍院落掩映树间。栅外修竹环绕，丛篁深深；远处群峦竞秀，青翠欲滴…好一幅仙居一般的水竹山林胜地！
此画笔墨沉实，布局紧凑坚实。画法谨严，运笔浑厚圆润。赋形具体，山色苍翠。图中树叶以松针点、介字点、仰叶点等数种技法描绘，用笔浓淡相间，树干多渲染皴擦，简当古雅。远处的树干仅用淡墨画出外轮廓，无皴染，树叶以排点点出，在后面的山体衬托下更显得郁郁葱葱，随意而韵味悠长。所写物象、图上晋韵小楷长题及荒寒幽冷之意境和谐相溶，使整幅画面洋溢出幽静、清凉的宜人气氛，道出了画家想像中的隐居胜景，是倪瓒的“自娱”与“适兴”之作，反映出元代中晚期知识分子普遍的隐逸思想，为山水文化和隐逸文化二者结合的优秀作品，明代书画鉴赏家张丑更是将其定为“天下倪画第一”，实不虚言。
这幅《仿梅道人山水图轴》为 “清初四僧”之一石涛所绘。
此图纵87.5厘米，横51.2厘米，绢本水墨。此画绘江南山林，构图新奇。以“截取法”绘特写之景，悬崖峭壁，葱茏树木，远山近坡，兼有黄山云烟与江南水墨之意境，于平远中见深远，饱含高远、深邃之气势。此图运笔恣肆洒脱，不拘小节小，散发出一种奔放酣畅的气韵，观之颇有纵情豪放之快意。细细品味，此画尚有余音袅袅的“禅意”，似乎飘散出这位僧人画家新奇玄幻的禅学理论，充满了“禅”的内涵与玄机。这一点，绝不是仅仅从他的几幅画中就得以能理解与领悟的，需得悟出一些“画外之音”方能得其艺术真谛。这也许就是石涛绘画不同于常人之处吧。
在国博看见过3幅朱耷的绘画。一幅《游鱼图轴》，一幅《松树双鹿图轴》，一幅《芙蓉鸭图》。因为此前在南京博物院一篇中介绍过其《古椿双鹿图》，而且篇幅有限，故在此仅介绍这幅《芙蓉鸭图》。
此幅水墨花鸟画纵121厘米，横42厘米。画面中一孤鸭立于山石之上，图上部绘几簇芙蓉花，浓墨熏染花叶、芙蓉花。鸭首、鸭尾、鸭翅也以浓墨渲染，鸭眼则一笔圈成圆形，靠近上眼眶处以重墨点睛。此鸭翻着朱耷“标志性”的白眼回看其头顶盛开的芙蓉花，一副“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模样。图上方娇艳的芙蓉花更突出了下方鸭的“不和谐”的孤傲之感。此画大面积留白。画面左上方有“八大山人”款。
此画构图新奇，在姹紫嫣红的芙蓉花构成的美好意境中，白眼向天的倔强黑鸭是如此的“不合时宜”，给人以莫名的心灵震撼，使画面洋溢出一种惊世骇俗的气息，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花鸟造型，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国博曾经见过2幅清郑燮的“竹图”，《兰竹图》和《华封三祝图轴》，篇幅关系仅介绍前者。
此《兰竹图》纵134.3厘米，横75厘米。水墨纸本。图中数丛幽兰掩映于峭壁石缝和竹根间，图中央耸立有几株纤细清瘦、枝繁叶茂的箭竹，石头的左侧还有嫩竹一枝，上有细叶几片。左上角有题诗。此图所绘兰、竹同根并蒂，相参而生，兰花似在碧空下迎风摇曳，暗香浮动。坚韧挺拔修竹的修竹傲然滴翠，卓尔不群，仿佛能听见竹丛中传出的“沙沙”的风声。
《兰竹图》布局严谨，构图疏朗。画面石、兰、竹三者组织和谐。以石为主脉，把一丛丛分散的兰、竹有机地相溶，壁岩以放染间施的笔法运筹，浓淡相宜的水墨恰到好处地显示了峭岩的体势。画家以淡墨渲染兰花，花心浓墨点出，兰花的芳心似乎就在这一刻散发出一缕缕幽香。不仅如此，此画于绘画用笔中融合书法用笔，以草书中竖长撇法运笔画出了兰叶的舒朗秀逸、竹叶的秀劲绝伦。画家以干湿水墨绘制修竹，其枝其叶于浓淡相宜间神形兼备，蕴积一片风流，观者甚至可以感觉到竹子外硬内空的构造！结实而又虚心！
此画布局疏密相间，繁简得当。严整和谐而又富于变化。在峭拔山石的映衬下，浓墨熏染的兰、竹兰穿插呼应，其疏枝劲叶姿态各异，极为醒目。石、竹、兰不分主次地浑然一体，有一种苍劲挺拔、磊落脱俗、自然天成的趣味。图中俊逸多姿的幽雅兰花、雄秀谦虚的修竹写出了作者淡泊名利、刚正不阿的文人风骨，是郑燮“竹图”中诗、书、画有机结合的完美佳作！
国博收藏的石雕展品中，“琅琊刻石”和安济桥石栏板是最为珍贵的2件藏品。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登临琅琊山时，修琅琊台，勒石颂扬他统一中国的功绩。因刻立在山东省青岛市琅琊台上，故称“琅琊刻石”，也称秦碑，是秦朝统一全国文字的典范之作。
琅琊刻石共有两块：第一块为秦始皇颂德石刻，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第一次巡狩琅琊时所刻，全文有497字，文字之多，为全国之最，今已无存。另一石刻为“二世诏书”，系秦始皇死后二世胡亥登基，于二世元年（前209）来到琅琊，在秦始皇的颂德石刻旁刻诏书，世称“二世诏书”。此 “二世诏书”现仅存残石。残石为竖直的长方体，高132.2厘米、宽65.8~71.3厘米、厚36.2厘米。原为四面刻，后多剥落，仅存13行87字，前2行为公元前219年随秦始皇巡视的从臣最后二人的官职和姓名，后11行为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补刻的诏书及其从臣姓名，字已漫漶。书体为秦统一后的小篆，传为随行廷尉李斯所书。刻石至宋已残缺。琅琊刻石的线条圆润劲挺，在技法上与后世篆刻中的“冲刀法”更为接近。笔画线条上总体粗细均匀，给人以圆浑厚重之感。同一个字结体相同，均高长、紧密、端正，可谓法度谨严、古厚凝练，给人以雍容典雅之感，为中国最古老的石刻之一，弥足珍贵。
这就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敞肩石拱桥-------隋代安济桥（赵州桥）上的一块建筑构件------石栏板。我以前在写游记《赵县，不只有赵州桥》里赵州桥一段时，曾经遗憾没有见到隋代的建筑构件，后来在国博见到了，倍感激动，好像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大明星”一般。
这块长212厘米，高84.5厘米的长方形雕龙石栏板，原是桥面一侧的一块栏板，1953年安济桥修复时，施工的人们从河床挖出了一些包括栏板、狮子、仰天石、望柱、桥面石等在内的各朝代石质构件，其中有隋代的各式青白石质雕龙栏板计7块。这件展品就是其中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块。
此栏板两面雕龙。正面双龙周身鳞甲，双首相背、前爪互推的双龙身体相向似钻穿栏板；背面的两龙则相对而驰，身体绞缠，后肢撑地。这栏板2面的双龙皆巨首硕角，躯体矫健。其首、尾两端从石中探出，龙身中断隐没石中。此雕刻技法既可展现龙身扭曲的动态，又可在狭小的空间中表现游龙复杂多变的身躯。这种特别的龙纹表现形式为隋代特有的石雕艺术形式------- “双龙穿石”，堪称巧夺天工。
除了以上大类的珍品，国博还有许多值得流连的各式馆藏珍宝。下面就择优归纳如下。
这是传说中的“免死金牌”，丹书铁券”的珍贵实物------唐代钱鏐（Liú）铁券。
钱镠铁券系唐昭宗为犒赏彭城郡王钱镠平定董昌叛唐称帝所赐一块金书铁券。此铁券形状呈覆瓦状，铁质，纵29．8厘米，横52厘米，厚2．14厘米，重约132两，约为6寸照片的10倍大。其正面刻有铭文25行、落款1行，共计有26行文字。其中每行14个字的有23行，3个字的有1行，还有1行8个字，铭文正文合计333字，末行落款为17个字。过去民间流传"丹书铁券"一说，其实铁券的铭文全部金制，是名副其实的"金书铁券"。
钱镠铁券是记载唐末五代十国吴越国历史的重要文物。这个文物也是吴越钱氏与唐皇李氏君臣友谊的见证。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铁券实物，钱镠铁券非常珍贵。
螺钿镜是唐代特种工艺镜，即在青铜镜背面用漆粘贴螺蚌贝壳薄片，再打磨刻画出各种纹样，流行于盛唐及稍晚时期。这面1955年河南洛阳涧西唐墓出土的螺钿镜即为此类工艺的珍品之作。
此镜制作时代为唐至德元年（公元756年），直径23.9厘米，圆形，圆钮上所嵌螺钿已失。纹饰以光泽莹润的螺钿片镶嵌而成，钮上方正中为一棵花树，右边树梢上悬一轮明月。钮两侧各有一着大袖宽袍的男子坐于树下，一人弹阮，一人把酒欣赏。把酒欣赏者面前有一盆一壶，身后立有侍女。钮下方山石、水池错落，禽鸟欢快起舞，一派落英缤纷、禽鸣啾啾的“清风明月相伴”意境。此镜纹饰华美，镜中人物衣饰、禽鸟羽翼的刻画精细清晰，为唐镜中难得的珍品。
这面1951年河南郑州出土的唐金银平脱羽人飞凤花鸟金银平脱铜镜也是国博的铜镜珍品。此镜虽已破成两半，仍掩盖不住其璀璨华丽的气质。
铜镜直径36.2厘米，重5452克，以青铜制成，呈八瓣葵花形。镜背围绕高圆钮座，以镜钮为中心嵌平脱的银质四重八瓣莲花，周匝错落分布银质蜂蝶花卉和金质鸟鹊，靠近镜边缘处有银质双羽人和双飞凤相间同向环绕，点缀其间的祥云、鸟鹊和花叶由金片构成，金光熠熠。它们同银光闪闪的八瓣莲花和仙人交相辉映，华美绚丽。此铜镜画面参差错落，疏密相间，纹饰镂刻精细饱满，富丽堂皇。作为唐代金工与漆工完美结合的典范，此铜镜既是一件精美的铜器，也是唐代平脱漆工艺的代表之作，堪称一件美轮美奂的盛唐铜镜瑰宝。
中国古代以漏壶为计时工具，开始时使用单只漏壶，后来出现多壶组成的复式壶。国博收藏的这件便是一套浮箭法复式漏壶，壶身有制作年份和人员的刻文。表明其由广州人冼运行、杜子盛等铸造于元延祐三年（1316年），故名“元延祐三年铜壶滴漏”。
此滴漏由日壶、月壶、星壶、受水壶组成。也有一种说法称为日天壶、夜天壶、平水壶和受水壶。日壶壶壁铸有圆形太阳图，月壶壶壁铸有月形图，星壶壶壁铸有北斗七星图，受水壶壶壁铸有八卦图。日壶高75.5厘米、口径68.2厘米、底径60厘米；月壶高58.5厘米、口径54.5厘术、底径53厘米；星壶高55.4厘米、口径44厘米、底径39厘米；受水壶高75厘米、口径32厘米、底径31厘米。四壶自上而下依次安放，通高264.4厘米，四壶底下皆有一水龙头。使用时日壶的水以恒定的流量滴入下层的月壶，月壶之水滴入星壶，星壶之水滴入受水壶。受水壶壶盖正中立一铜表尺，上有时辰刻度。自下而上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铜尺前放一木制浮箭，木箭下端是一块木板，叫浮舟。受水壶中的水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浮舟托起木箭缓缓上升，将木箭的顶端与铜表尺上的刻度对照，就可知道当时的时间。
这件铜壶滴漏从制成之日一直被使用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历时将近700年，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大、最完整的复式铜壶滴漏，堪称古代计时科技的典范之作。
1957年出土于北京明定陵地宫的4顶皇后冠，除了十二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留在定陵地宫博物馆展览，三龙二凤冠目前由故宫博物院收藏，九龙九凤冠则陈列在国博古代中国馆的明朝部分。
该冠通高48.5厘米、冠高27厘米、径23.7厘米，重2320克。冠以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前部饰有九条口衔珠滴的金龙，下有八只点翠金凤，后部也有一金凤，共九龙九凤 。金凤凤首朝下，口衔珠滴。翠凤下有3排以红蓝宝石为中心的珠宝钿，其间点缀着翠兰花叶，冠檐底部有翠口圈，上嵌宝石珠花，后侧下部左右各饰点翠地嵌金龙珠滴三博叠，博髯上嵌镂空金龙、珠花璆珞，似金龙奔腾在翠云之上。冠上统共嵌未经加工的天然红宝石115块，珍珠4414颗 。凤冠上形状各异的翠凤、翠云、翠叶、翠花皆以色彩艳丽的翠鸟羽毛装饰，尤其那九只展翅飞翔状的翠凤，其展开的凤尾舒展灵动，似翩跹翱翔于珠宝花丛之中。翠凤动人心魄的蓝色光泽同金质的游龙、晶莹的珍珠、各色宝石金翠交辉，更显富丽堂皇。只是凤冠犹在，朱颜已改，正是“谁言二九凤冠立,谁言及笄二年春。 琼楼画卷朱颜在,只是伊人已不在。”
铸造针灸用的铜人模具起始于北宋天圣年间，当时的太医王惟一在宋仁宗的要求下考订了针灸经络，设计并主持铸造了两件真人大小的空心的青铜人体模型，其表面铸有经络走向及穴位位置，穴位钻孔。主要用于考核学生掌握针刺技术的熟练程度。后历经战乱仅存一铜人。元世祖时曾命尼泊尔工匠予以修复。元明两代也曾屡次翻铸针灸铜人。国博收藏的此件针灸铜人，就是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仿照“宋天圣针灸铜人”铸造的。
此仿铸铜人高175.5 2，除冠172 厘米。头围（经两耳上际）62.5厘米；胸围（经两乳头）86厘米；底座长73厘米，宽48厘米，高32.5厘米。腧穴总数654穴，352个穴名（会阴、涌泉二穴在铜人上无法表示，故缺），经穴间无连接线。双字穴名一般从右至左书写，穴眼两旁各一字；空间不够时，则于穴眼下书写（如极泉、阴都、四满等）。三字穴名，一般右二字，左一字；穴名采用楷体阴刻，穴孔直径约2.5毫米；有少量穴位左右位置不完全对称。穴眼为1-1.5厘米深，内端为盲端。腹部（正当左“通谷”穴处）有一直径约为2厘米的圆形弹痕，颈部也有一处明显的通贯断裂伤痕，疑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所伤。
竟管后来各朝代都有这类仿宋朝天圣铜人的铜制人体模型出现，但此件明正统年间的针灸铜人却是最忠实于宋代原物的一件，也是现存最早的针灸铜人，是考察宋天圣铜人以及后世针灸铜人源流的依据，其准确反映了宋代针灸学的水平，因此弥足珍贵。
国博收藏有一件十分奇特的玉玺。
此玉玺长、宽各20厘米，通高10.1厘米。玺面比清代皇帝的所有玉玺都大，印面上还刻有吉利韵语，与历代国玺都不一样，这就是著名的太平天国玉玺。
此玉玺为青白玉石质。玉玺纽背刻云纹，纽侧刻双凤朝阳纹。玺文四周上作双凤朝阳纹，左右作龙纹，下作立水纹。玺文为宋体正书，镌刻阳文，共11句44个字。玺文中“天王洪日”指洪秀全；“天兄基督”指耶稣；“真王贵福”指幼天王；“八位万岁”指“爷、哥、朕、幼、光、明、东、西”，即上帝、耶稣、洪秀全、幼天王、洪秀全第三子光王、第四子明王、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此玉玺在1864年7月19日天京失陷后被湘军掳去，由曾国藩交清军机处，后辗转由国博收藏。作为太平天国政权的重要标志，此玉玺具有及其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做为太平天国留存的重要实物，堪称国宝。
此诏书是由大清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同时也是中国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以来的最后一位被承认的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所颁布的退位诏书。内容为清朝溥仪朝廷宣布接受优待条件，同意退位，中国走向共和。
自爱新觉罗·福临入主中原起算，至清逊帝溥仪退位，清王朝历经268年。传说此退位诏书起草人为清末民初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江苏通州人张謇，由徐世昌删订润色后由袁世凯君进呈隆裕太后盖用御宝。此退位诏书经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后，由袁世凯转交清廷公布。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由此宣告结束。
圆明园兽首铜像是清朝乾隆年间由宫廷西洋画师意大利人郎世宁主持设计，法国人蒋友仁监修，宫廷匠师铸造的一组十二个生肖铜首。
生肖铜像身躯为穿着袍服的石雕造型，头部为高50公分的写实风格青铜生肖像，石身和铜首均中空，由喷水管连接，当年十二生肖铜像呈八字形排列在圆明园海晏堂前的扇形水池喷水台南北两岸12石台上的，每隔一个时辰（两小时），代表该时辰的生肖像便从口中喷水；正午时分，十二生肖像口中同时涌射喷泉，蔚为奇观。随着圆明园在英法2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抢劫、焚毁，十二生肖也因此流失海外。
铜首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们象征着中国过去遭受的耻辱，因此十二生肖兽首也就被国际拍卖市场炒成了天价，大大超过了其本身的价值。
目前，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中的七尊已经回归。其中的牛、虎、猴、猪、马5件青铜兽首分别在2000年、2003年和2007年由爱国人士出资抢救回国，收藏在保利艺术博物馆。而兔首和鼠首在2013年4月26日由法国PPR集团董事长弗朗索瓦-亨利·皮诺捐赠送中国。蛇首、羊首、鸡首、狗首、龙首5件至今仍下落不明。
国博收藏的兔首、鼠首目前陈列在“复兴之路”展，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单元展出。
这2件生肖铜首形象逼真。兽首上的绒毛等细微处以精细的錾工刻划，清晰逼真；鼻、眼、耳等重点部位及鼻上及颈部皱褶也都由宫廷匠师一凿一凿精雕细刻，铸工精整、细腻，展现出极高的工艺水准。生肖所用的铜系专门为宫廷所炼制的合金铜，内含诸多贵重金属，与北京故宫、颐和园陈列的铜鹤等所用红铜相同，色泽深沉，内蕴精光，历经数百年风雨而不锈蚀，堪称一绝。
珍若拱璧的国博藏品不知不觉又写了4万多字，可能是这个博物馆系列里最长的一篇了。下期将介绍此系列的最后一篇，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珍宝，敬请期待。
七、桃秀优美珍品种介绍？
1、垂枝碧桃
桃花有哪些品种，盘点十种美丽桃花
垂枝碧桃是桃花中十分美丽的一个品种，其花期在每年的3～4月，花朵多为单生，其花色主要是红色或者是从淡到深的粉红色，其中也有着白色花朵存在。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枝条呈现下垂的姿势，其名字也由此而来。
2、寿星桃
桃花有哪些品种，盘点十种美丽桃花
在桃花有哪些品种中寿星桃也是其中的一种，寿星桃的株型相对较小，其枝条的节间距也很短，因此导致其花朵簇拥在一起，远远望去是一片繁花锦簇的美丽景象。它也在3～4月开花，其花色主要为红色和白色。
3、五色碧桃
桃花有哪些品种，盘点十种美丽桃花
其实五色碧桃也是观赏价值很高的一种桃花，有淡红色的花瓣，使其盛开时就像是含羞带怯的小姑娘，也还有着花色纯白带有一丝浅红，或者是红白交错分布的花朵，看上去色彩斑斓十分美丽，受到不少人的喜爱。
4、绛桃
桃花有哪些品种，盘点十种美丽桃花
绛桃还有着红桃的别名，因为其花色为深红色，花开时十分艳丽，适合对其进行观赏。绛桃的花期主要是在4月中旬，其花朵虽然为红色，但是花心却是白色的，并且花瓣为复瓣梅花型，有着清雅芬芳的香气。
5、红碧桃
桃花有哪些品种，盘点十种美丽桃花
在桃花品种中的红碧桃，也是一种比较出名的桃花品种，它的花朵呈现为粉红色，花瓣也近乎是重瓣的，并且其花枝呈现为红褐色，在桃花中也十分容易辨认出来。它的盛花期很长，有5～20年时间都可开花。
6、绿花桃
桃花有哪些品种，盘点十种美丽桃花
花瓣颜色为浅绿色的绿花桃，在桃花中更是有着与众不同的美，它的花期相对而言也较迟，一般在4月中旬以后才会开花，其花瓣呈现为倒卵形。绿花桃的花枝也是绿色的，不过在上面还带有着一些红褐色的斑点。
7、千瓣红桃
桃花有哪些品种，盘点十种美丽桃花
千瓣红桃的名字来源于它的花瓣，因为其花瓣多有三轮，呈现为粉红色，给人一种粉嫩可爱的感觉，并且其中的花丝也是粉红色的。但是在千瓣红桃中也有一些花其颜色与红色相近，其花枝是袍红色的。
8、紫叶碧桃
桃花有哪些品种，盘点十种美丽桃花
紫叶碧桃其实又可以叫做是红叶碧桃，其株型高度一般在3～5米左右，有着灰褐色的树皮和红褐色的小枝，因为幼时叶子为鲜红色而得名。紫叶碧桃的花朵颜色为桃红色，也是重瓣的花朵，十分的美丽。
9、大花白碧桃
桃花有哪些品种，盘点十种美丽桃花
正如其名字一样，大花白碧桃的花朵相对较大，花色为纯白色，看上去有一种纯洁无暇的感觉，虽然花瓣簇拥开放，但是却有着典雅端庄的花型存在。其花瓣形状有椭圆形或者是半圆形的，并且其花枝上还分布着白绒毛。
10、小花白碧桃
桃花有哪些品种，盘点十种美丽桃花
其实小花白碧桃是和大花白碧桃十分相似的一种桃花品种，不过因为其花朵相对大花白碧桃要娇小一些，因此而得此名。它的花径一般在3cm左右，白色花瓣内有淡黄色的花丝，并有着淡淡的花香，给人以清新愉悦之感。
八、普拉多档位介绍？
丰田普拉多是一款越野SUV，其变速器控制系统具有三种不同的模式：常规模式、运动模式和低速模式。
在常规模式下，普拉多的变速器会在自动或手动模式下运行，以平衡油耗和性能。
在运动模式下，变速器会更快地换挡，提供更好的加速性能和高速行驶体验。
而在低速模式下，变速器会选择更低的挡位，提供更大的扭力输出和更好的越野性能，适用于爬坡、穿越崎岖路段或越野行驶等情况。总之，普拉多的不同档位可以根据行驶条件和需求进行选择，以获得最佳性能和驾驶体验。
九、意大利普拉多介绍？
普拉多（Prado）是西班牙马德里市的一座艺术博物馆，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艺术博物馆之一。普拉多博物馆成立于1819年，收藏了大量的欧洲绘画、雕塑和装饰艺术品，其中包括许多西班牙艺术家的杰作，如巴尔托洛梅·埃斯特珀尼亚、弗朗西斯科·德·哥雅、迭戈·贝拉斯开斯等人的作品。
此外，普拉多博物馆还收藏了许多欧洲大师的杰作，如荷兰画家荷尔拜因、弗拉芒画家彼得·保罗·鲁本斯、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等人的作品。普拉多博物馆的收藏品数量众多，其中包括超过7000幅绘画作品、1000多件雕塑和其他装饰艺术品
十、普拉多博物馆参观攻略？
普拉多博物馆参观：购票后，可以从售票处的戈雅门或热罗尼穆门、南面的穆里欧门进入。进入时须过安检，大件行李可寄存在入口的存包处。此外，普拉多博物馆的所有入口都设有问询处，可以租赁语音讲解器，还可以领取中文的导览手册。
可以先上1层欣赏重点画作，然后下楼至地面层参观